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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重建与文化重建

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秋风


仅仅靠经济的力量不足以长期、稳定的维持一个跨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带,今天应该回到中国,通过文化的自觉,重新思考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再平衡:中国的世界格局之演变

回顾一下中国的世界格局演变之历史,从中理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背景对于中国的历史意义,会有益于理解这样一个问题:今天中国要重建陆上、海上丝绸之路,需要做一些什么。

众所周知,华夏文明与政治共同体是诞生于黄河中游,黄河中游的地理位置非常特别,这里适合于人类居住,但与大草原相毗连。所以,中国从诞生开始,就与西方、北方的游牧民族展开持续而艰苦的争夺。而且总体可以说,华夏文明自始就基本上处于被动应对的姿态。不过,中国的文明程度较高,因而,恰恰也是在这样被动的应对过程中,中国文明反而向外辐射,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样的历史过程非常有趣。丝绸之路并不是中国人主动征服西方而开通的,而是在应付匈奴骚扰的过程中,为了防御,不得不向西方拓展而形成的。

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打通,具有非常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因为这是第一次实现欧亚大陆的一体化,让欧亚大陆成为世界的中心。在这样的格局中,应该说中国、中亚、西亚、欧洲各在此路的不同节点上,发挥区域中心的作用。整个世界基本上呈现为“多中心秩序”。这是第一个历史阶段中国的世界格局。

第二个历史阶段从唐代开始,在宋代以后基本定型。在这个阶段,中国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文明的重心发生了一次根本的转移:从北方转移到了东南沿海地区。由此,中国政治与文明共同体的性质发生了一次巨大变化:从一个大体上内陆型的国家,转变成了陆、海复合型的国家,海洋对于中国而言给予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用下面的词来描述这个时代的中国:中国的死机在北方,来自大草原;而中国的生机在东南,在海洋上。也就是因为这样的转变,中国人才打开了海上丝绸之路,海洋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宋以后中国的经济,最重要的驱动力量就是海洋贸易,从明朝、清朝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尤其是人口增长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海洋对于中国文明的重大作用。

不过,可能也恰恰是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结构,导致中国陷入到一个力量分散的陷阱中,中国因此而两度被北方民族征服,蒙元和满清,以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形。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还没有适应对陆、海复合的生存环境,还不清楚如何在如此复杂的结构中,凝聚国家的力量。

中国的世界格局第三个阶段应该就是过去的四、五百年,这是西方兴起的时期,西方带来了一个以海洋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在这个时代,中国可谓悲喜交加。喜的是,中国解决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北方、西方的威胁,而这个威胁伴随了中国四千多年,满清从被动入住中原,一方面全盘接受儒家,从而完成中国化;另一方面,又运用其高超的政治智慧,基本上解决了北方、西方的边疆问题。这是一件大事。今天,我们就继承了这样一个相对安全的边疆秩序。

不过,在这个时代,海洋中心的世界秩序兴起。在这个秩序兴起之初,中国曾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的逻辑,主动卷入,且受益匪浅。但这个海上贸易路线的西方一端,已经不在阿拉伯世界,而在大西洋,它的力量更为强大。而中国毕竟是一个海陆复合型国家,因为北方、西方草原完全纳入中国,这个特点更明显了。因此,中国不可能完全以海洋国家的身份,彻底卷入这个秩序中,而这秩序的力量就在海洋。结果,在这个西方所主导的海洋中心的世界秩序中,中国被边缘化。

中国曾经被打败,于是,中国开始了痛苦的转型。这就是过去100多年中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历史: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向海洋开放。中国的视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应该说,百年过去,中国的学习成绩还不错。中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世界体系中努力学习,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之后,中国再度成为世界工厂。在“丝绸之路”时代,在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时代,中国都是世界工厂,所以中国才有资格作为构建丝绸之路的构建者。这一次也一样,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我们有能力重新提出两个丝绸之路重建的问题。这是中国力量觉醒的标志。经过100年学习之后,我们慢慢的意识到了,自己不仅仅是学生,中国也可以成为世界上一个更为主动的主体性力量。

不过,这一次,中国同时提出了“一带一路”,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两者之中,我认为,陆上丝绸之路的意义更为重大,它牵涉世界格局的一次微妙而意义重大的调整。如果陆上“丝绸之路”能够有效地构建出来,中国的世界格局将会发生一次非常重大的变化:中国将从一个被动的海洋性的共同体,再度的回到陆海复合型的复合体。

美国正在东亚“再平衡”,中国似乎也在经历一次再平衡。此前一百年多年,中国被迫进入海洋中心的世界秩序,但在这样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很难得到公平对待,因为,中国本来就不是荷兰、西班牙、英国、美国那样的海洋国家。中国是海陆复合型国家,中国有庞大的腹地,单纯面向海洋,必将撕裂中国。因此,当中国在现代世界秩序中获得自生能力之后,就不能按照自己内在生命的机理,重新关注自己的内陆。中国提出西部大开发纲领、积极参与上合组织建设,就是由中国这个共同体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当然不会抽离海洋,毕竟,近一千年来,这是中国的生机所在。但中国将会更为平衡地站在海洋、陆地之间。

而中国的这一姿态调整,将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海洋世界兴起之后,欧亚大陆衰落了,甚至变成了这个世界的问题。比如,曾经的文明中心,阿拉伯世界、中亚,都成为问题。甚至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德国,都成为问题国家。中国的再平衡,同时面向海洋和大陆,则可能让欧亚大陆可能再度成为世界的中心,最起码,可以平衡海洋世界与大陆世界,可以让资源和权力在整个世界更为均衡地分配,欧亚大陆恢复秩序,重建文明,让整个世界更为公平和安宁。

中国的国际秩序观重建

由此提出一个问题,这样的战略能不能有效的实施?“一带一路”能不能被有效的构建出来?中国能不能以一个比较健全的方式完成这么伟大的事业?

此时应再回顾一下,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在什么样的时代,借助什么样的力量被构建出来的。陆上“丝绸之路”是汉代建立起来的,海上“丝绸之路”稳定建立是在宋代,而汉、这两个时代是中国文化的两个巅峰。这两个事实之间是有紧密关系的,直白地说,就是因果关系。没有文化的繁荣,就不可能有“丝绸之路”的建立。因为,“丝绸之路”绝不仅仅是货物贸易之路,更是文明交流之路。中国站在一段,有能力向外输出文明,这些文明对外人有强大吸引力。文明的本源就是文化,有文化,才有能力建立丝绸之路。

同时,这两次丝绸之路的建立和维护,都非常充分的体现了“中国价值”,“中国价值”内涵很多,具体而言,丝绸之路的建立、尤其是维护中,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构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的精英,也即儒家士大夫,自觉而明确的运用中国价值。简单地说,中国人在建立和维护两个“丝绸之路”的过程中,都能采取一种比较文明的态度,“和而不同”,这是中国人处理与异邦关系的基本原则。因为中国不是一神教国家,所以,中国人重视的是和,而不追求同。这样,中国人就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并不要求其他人在价值观与自己完全相同。这样,中国人容易被他国接受,中国人的活动也就能够具有道德的正当性。这或许也是“丝绸之路”能够长期的维持,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能够维持的根本性的原因。

今天要重建这两条丝绸之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是:我们有文化吗?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文化?

当然,今日中国,有足够巨大的经济力量。但是,仅靠经济的力量,靠物质的力量,不足以长期稳定地维持一个跨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带,或者说,不足以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维持一种秩序。

因此我认为,重建两个“丝绸之路”基础性的工作是重建我们的文化。我们有文化,世界工厂就获得了丰厚的文化支撑。没有文化支撑,世界工厂的地位可能动摇。

还有一点,通过重建这样的文化,通过这样一次文化的自觉,形成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观。过去100年中,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基本上都是学习西方人,而西方现代以来的国际秩序观,就是强权政治逻辑,现代世界体系就是按照强权政治的逻辑建立,而这不是中国式的。我们今天应该回到中国,基于文化的自觉重新思考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我欣慰的是,习近平主席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方向,基于这一点,我对于重建“丝路”,还是保持谨慎的乐观。但这个乐观的前提是,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有没有足够的文化自觉,是不是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体认中国价值,并以重塑我们的国际秩序观。

为此,我们必须研究认真地对待中国经典,认真地对待中国历史。有人说,今天,我们提出“一带一路”,绝不是回到古代,而必须要创造。确实,我们今天不能回到古代,我们也必须创造性地回应我们时代的问题。但是,既然我们重提“丝绸之路”,那就说明,“丝绸之路”是一项伟大的创造,其中蕴含着高明的原则,我们就应当以谦卑的心态,认真地研究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开通、如何维护“丝绸之路”的。事实上,关于“丝绸之路”,我们听到了太多扭曲的说法。如果我们根本不明白我们祖先的智慧,我们就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创造。唯有当我们理解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人开通“丝绸之路”的智慧,理解了一千多年前中国开通和维护海上“丝绸之路”的智慧,我们才有可能重建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稠之路”。

“一带一路”有可能带来世界秩序的再平衡,而这需要新理念。这样的新理念,蕴含在中国历史中。认真对待我们的历史,重建我们的文化,我们才有可能给这个世界带来知识和秩序的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