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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核心是政府自身改革

文/石小敏


一、必须尽快建立信用体系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诸多差异中,信用体系的建立以及良好运转是很重要的一点。后发赶超型现代化国家中的成功者,尤其是德国、日本,均是信用体系发达的国家。至于现代化第一波国家的英国和美国,当然也如此。

中国社会,虽然已经走过30年的改革开放,但全社会的信用体系一直姗姗未至,现在正遭遇着整体信用危机之痛。能否尽快建立信用体系,于国于民,事关重大。

信用简单讲可分为两个:一个是政府信用;一个是商业信用,即民事信用。政府信用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自身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如果贪官多了,政府信用就会下降。像前段时间出现群体腐败现象的国家药监局,只要给钱、给回扣就给批药,这就把该机构的信用给败掉了。因此,腐败是破坏公共信用的最大原因之一。 

至于民事信用,因涉及人群广、涉及事务杂多,因此能否拥有一个比较完备配套的基础设施至为关键。在电子网络技术引领下,人类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一般国家的公民信用都有一个记录网,即一个公民号码管理体系,在美国就是社会保障号,现在我们国内的社会保险也正在把身份证号变为社会保障号。社会保障号是个很奇妙的事,像美国,一个公民从一出生就给一个号码,这个号码会跟着他一生,与他生命周期的最长的行为联系起来,而社会保险就是生命周期最长的部分,因此一个人必须珍惜这个号码。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收入情况也与这个号码相联,只是前缀后缀不一样。一般来说,在美国,一个人的纳税号、银行账户号与身份证号、社会保障号是联在一起的,重要的作用是将一个人的收入状况、存款状况与他应享受的公共服务相连带。比如说,你不是穷人,如果你想享受穷人的保障,因为在号码上有显示,当然你就得不到这种保障。再比如,你纳税有污点,你的过失一定会被记录在案,而这将对你的一生都有影响:你生活的成本就会提高,你想竞争很高的社会职务就不大可能;你要是欠银行贷款到期不还,那以后你借款的利息成本就很高,甚至你可能再也难以借到钱。

要说我们的身份证也已经搞了20 来年,但现状却是存在着大量的作假,而且身份证号码只与社会治安方面联系在一起,跟公共服务系统不关联。如果这个信用体系不建立起来,怎么能管理好国家呢?城市要给穷人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还得在街上贴“大字报”,到底这个人是不是可以买经济适用房的“穷人”,还要大家评议一番。这种方式太笨了吧?! 另外,都是街里街坊的,谁会为政府要给他点补贴,就去说坏话?由于信用管理低效甚至无效,使得目前经济适用房中出现那么多开高档轿车的居民,而且许多经济适用房被建成150平米的大房子甚至复式,这还叫经济适用房吗?这叫什么事呀?

如果一个政府连它管辖的居民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分不清楚,那政府做什么去了?这不是严重失职吗?没有信用系统,政府怎么去了解哪些人该享受什么样的社会保障?为什么身份证号码在中国搞了20来年,却连一个可靠的号码管理体系也建立不起来呢?

人口越多、规模越大的国家,信用体系的效能就越强。现在,谁在反对建这个体系呢?推测起来:一个是犯罪分子反对建这个体系;还有一个就是潜在的犯罪分子反对,当然,贪污腐败官员也会反对建这个体系。

可以设想,一旦我们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了起来,那么,好多信息就可以查了,而现在,我们好多体系都派不上用场。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尽快建立信用体系。建立这个信用系统,就得要教育政府,政府得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政府得主动去做一些事情。但现实却是,政府在让商业银行搞信用体系,这哪成呀,商业银行的信息属于商业秘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中国政府应承担起责任,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号码管理信用体系,将任何信用置于其中。理念再好,没有翅膀,没用,且可能会起反作用。

二、十七大奠定了中长期价值观在世界历史上,短期是利益博弈,中长期是价值博弈。符合潮流的价值,中长期一定是胜利的。中国的改革步伐不一,就像黄河,走得最快的领域已经到了入海口,跟国际接轨了;走得最慢的地方还像是刚越过壶口瀑布,还没拐过弯来,但是最终还是要大河东去,融入世界的。现在变化出现了,这就是中共十七大,它奠定了一种中长期的价值观–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社会和谐、科学发展观– 这将为整个改革汇集力量、带来新的气象。比如,“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句话在所有特殊利益集团看起来都非常遥远,一点也没有切肤之痛,但实际上大有关系。这句话可以被解读成:人大代表要更有代表性,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那么,可以用这个原则来逐渐完善改进人大代表制度。这当然是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给很多人想象的空间。

现在,城乡选举人大代表的人口比例是1:4–城里人每选出1位代表,需要4倍的农民才能同样选出1位农民代表–也就是说,农民跑到城里还不算城里人,这样的政策对农民当然是歧视。这些年为什么农村那么穷那么落后,跟人代会中农民的代表太少、跟代议制机构缺乏很有关系。也正是在这些年,城市大踏步地向前走,农村越来越衰败,城乡巨大的反差迫使领导人高度关注,遂开始采取许多措施缓解农村的状况。2007年,《物权法》通过就是一个例子。但在《物权法》最难处理的是“四地”问题–农村承包地、农民宅基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城市私宅用地 –最后惟一通过的一条是城市私宅用地,即70年期满后自然延续。其实,改革开放不到30年,城市私宅还有40年,相比其他三地并不着急,但反而率先解决了问题。这是为什么?这至少说明拥有城市私宅最多的群体在立法上的呼声与力量都远比农民强大。倘若人大代表更有代表性,农民在政治上的力量得到加强,则他们的诉求必然也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其利益也更有实现的可能。

中长期的价值观为什么会在十七大前后这样的时段得到奠定呢?首先也是十分重要的就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若干重大的变化:

一是,庞大的大学生群体。我1982年毕业时,整个社会的大学生(包括老先生)也就是六百万左右,现在则是七八千万,每年还有五六百万大学生毕业。这个群体不仅是社会最活跃的–最有能力阅读、理解、参与、表达–而且这个群体连续的大规模扩充刷新了整个社会基础。尽管他们可能在学校里只关心自我,可是只要一进入社会,就发现不得不关心别人。随着他们的成长,一些表达能力强、思考能力强的人,就慢慢成为意见领袖。他们的出现,提升了整个社会对时代的理解和思考能力,提高了社会参与的热情与积极性。

其次,新媒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等新媒体给了整个中国一个非常巨大的机会。

最后,社会运转的规律也到了这样一个时候。有一种规律叫做物极必反。假冒伪劣、贪污受贿也是这样,把官场、商场都弄污了,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解决起来也就众望所归了,容易了。上世纪80年代曾经大张旗鼓搞政治改革,但那时候的社会条件还不足,迈不开步子。而现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甚至自由、平等,中国人的理念,正在跟全球的普世价值融合。加入WTO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入世后我们从引进技术、引进管理、引进市场延伸为成套引进规则–包括人权规则、环保规则等–而这些规则的背后深植着普世的价值体系,当然这个价值体系也因为中国的加入而得到了丰富和完善,像中国传统的真正的好东西正是在这种融入中得到挖掘,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仅被忽略而且被摧残。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有着鲜明的个性:没人像中国这么艰难,经历过这么多代人的痛苦,从领导者到普通民众,很多人都为此做出了牺牲。即使到现在发展这么快,还有很多人感到很痛苦。十七大奠定了中长期价值观的基本框架,但能否在全社会扎根,必然会经历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具体到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地探索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至于以前马克思说过什么话跟我们不一样,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大多数人的意愿通过一种机制反映出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进程,所谓的“中国特色”就集中体现在这种不断摸索中。

三、中国下一步改革的中心是政府的自身改革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变革的中心已经转为政府的自身改革和转型,而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改革主线是企业改革。当今中国,表象巨变,深层难撼。经济一马当先,其余诸多滞后。整体现代化是趋势必然,杠杆在哪里,牵引在何方?政府的现代化是中心,它将波及教育、科技、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

当我们有一种理念,有一种激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能自己转变,去进行变革。但是当转变之后,当越来越多的牟利格局涌现之时,能不能自己改变自己:削自己的特权和利益?政府难免困惑。那么,政府转型的动力在哪里?

30年以经济为中心的改革与发展,实际上也在相当程度上培育了中国继续变革而且是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变革的动力。尤其是进入21世纪前后这些年,经济改革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带有各式各样新鲜气息、理念的雨露被接受。从规则上是WTO的规则,和老百姓最近的还有一个足球规则。从执政党来说,也有了与时俱进的迹象:比如,与国际社会更加积极合作的迹象,不但在WTO、反恐、人权这些问题上都取得了积极的进步,而且执政党的理念也越来越强调执政为民、以法治国。在政府治理方面,也在慢慢地接受法制国家、公民社会、责任政府。
中国有大道理,也有中道理,还有小道理,还有微道理。理念和规则在中国30年的变革中都是大道理,它的转变会发生持久性、广泛性的影响。每次重大变革的推进,都是大道理发生变化,带动中道理、小道理、微道理,这或许与中国由上而下的文化或社会结构相关。像邓小平的南巡,提出不要问姓资还是姓社,所以有了狂飙突进的市场化跃进。改革开放,是我国30年进程中的大道理,它引领和推动了我国社会结构利益多元化的大变迁。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大道理的内涵和外延并非静止而是持续变化着的,它的作用之一是为多元力量的培养和创造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

当然,我们也看到,30年来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在经济、外贸、消费等方面–但是同时也有一种忧虑,觉得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有的已经形成了危机。中国因为太大,也是太不平衡,所以对有些比较大的问题常常不是在萌芽状态,而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且到了物极必反非解决不可的时候才开始解决。比如说,打倒“四人帮”,才转为改革开放,那时左倾已经搞了多年,再也没有人留恋那样的错误和道路了。农村问题、弱势群体问题也是,这几年最高领导在解决农民的问题、弱势群体的问题上有了比较大的突破,得到方方面面的认可,因为农村的问题已经积累了十年以上–农村不稳定日益凸显,农产品供给出现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成熟了。那么,对于中国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怎么能够解决得更好一点?我觉得有一点是可以关注的,就是既然社会已经出现前文所提到的新的结构、新的理念,各方可以通过建设性的沟通,来促进决策,来促进政府转型。

说到各方建设性的沟通,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官产学媒的合作有了强大的生命力–政界、媒体界、学术界之间尤其是后两者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更深刻的讨论,增强了共识和良性合作–常常是促进我国发生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一个多元社会,对重大问题的共识,是特别宝贵的建设性因素,共识之下推动决策、推动转型将更积极更有效。因此,政府如果对决策、对社会的表达和参与能给予更多的空间和弹性,必将促进各方的良性互动,从而也促使政府下决心推进自身改革,去解决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