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策划 周建莉
　　本期选题列举了近年来在中国资本和投资领域曾经叱咤风云最终却轰然倒地的诸多大腕，记录了他们从创业成长、事业辉煌到黯然坠落的发展轨迹，这当中有牟其中、杨斌、仰融等这些大家熟知的《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宠儿，也有德隆、创维、中航油等这些略带神秘色彩的企业界巨人，分析他们的起落兴衰，将为更多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提供昭示和警醒。
　　在完全竞争领域,中国企业及企业家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是不容乐观的，对于民营企业就更加如此，这是一个已经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观点。不少企业的发展都存在着原罪的烙印，在许多人的第一桶金当中除了太多的艰辛苦涩之外也夹杂着投机取巧甚至道德的沦丧。然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社会只相信成功者，于是有了投资大腕的诞生。虽然生存和发展环境没有太大的改变，但市场需求却在急速的增长，自身的胃口也在疯狂地膨胀，原始资本积累时的武功套路显然已经远远不能应付自如。但大腕究竟是大腕，凭借着深厚的功力继续演绎着企业发展的神话，于是有了南德倒卖飞机的精彩，有了华晨打造汽车的传奇，有了德隆整合产业的创想，有了中航油敢于到国际上玩期货的悍举。大腕们不仅功力深厚而且招数新奇，海外上市、国内造系、信用证贴现、期货倒仓、炒卖楼花等等，已经达到使人眼花缭乱和渐入谜局的境界。
　　大腕们的武功虽高，然而终究还有相克的法器直抵死穴，向外发力愈猛，死穴暴露得越明显越薄弱，以致被一击致命。大腕们虽然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但被克制的手段却大致相似，法器一，关系双刃剑，许多大腕精心编制关系图，通过与掌握资金审批权的一些不法官员结盟，获得了不少的好处，有的迷恋关系无限法力，最终反被所制。法器二，法律无情剑，虽然社会可以宽容企业的原罪，但在法人治理和监管纳入法律框架后，各种超越法律底线的作为必遭到法律无情的严惩。法器三，自身的走火入魔，企业的治理结构远没有达到企业战略的要求，文化混沌，志大才疏，大腕们却在社会的一片喝彩当中更加为所欲为，渐入魔境无力自拔，终究走火致命。
投资大腕倒下了，倒得掷地有声，留给后人的不仅是扼腕而更应是警醒。

　　仰融症结：一招棋错输满盘资本大亨的败笔之作
○ 双达

2001《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出现了一个拥有70亿人民币资产的探花秀，他就是华晨集团董事长—仰融，自此有关华晨通过汽车概念海外融资以及在国内A股市场玩转资本的故事愈演愈烈。2002年10月辽宁省公安厅发出通知，对时任申华控股董事长的仰融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辽宁省检察院批准逮捕。虽然此时仰融已经身在美国，但恐怕很难以从容的姿态再度踏上中国的土地了。
据仰融对自身的评价，他的一生有三个转折，第一个转折，发生在1992年10月，他操作组建的“华晨中国汽车”(CBA)在美国纽约成功上市。这是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第一例。第二个转折在1995年1月，华晨接管国有的“金杯客车”管理权。 第三个转折是在1999年，在他的操作下，收购了申华实业，更名为上海华晨。

眼花缭乱的换股游戏

1991年，仰融以许多人根本看不懂的方式开始了在资本市场的翻云弄雨，先是靠借款400万起家，在股票市场上赚足了利润，而此时一个巨大的金矿几乎被推到了他的面前。当时金杯汽车发行内部股票，老总到处推销仍然留下大量货底，仰融以独到的眼光一举收购了4600万股记帐式股票。1992年7月，金杯汽车在上海A股上市，仰融的4600万股得以套现，掘到了第一桶金。
也许是第一桶金与汽车有关，从此仰融的产业及资本链条与汽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个更为大胆的设想在勾画和操作中。
1991年7月22日，仰融以在百慕大注册的华晨控股与其参股的沈阳金杯联手创办了一家合资企业，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金杯客车。1992年5月，华晨控股通过与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中国金融学院、华银信托投资集团等的合作，联合发起设立了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借助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这块牌子，以及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换股游戏，仰融将金杯客车的部分资产注入同在百慕大群岛注册的另一家公司———华晨汽车。1992年10月9日，华晨汽车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所谓“中国国有企业概念股”。华晨汽车发行500万股普通股，首发价格为每股16美元，筹集资金8000万美元，用于投入金杯客车。仰融出任华晨汽车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然而由于海外上市政策的制约，在权衡利弊之后华晨汽车上市文件所披露的最终控股股东名单是仰融掌控的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而并非仰融个人。这为今后仰融事件的最终引爆埋下了重大祸根。

打造中国的“三汽”

由于在1992年，仰融安排了一次关键性的换股，将华晨汽车在金杯客车中的控股比例扩大到51％，成为金杯汽车的绝对控股方。所以从1995年，华晨开始正式接管金杯客车的管理权，仰融出任金杯客车董事长，苏强出任总经理，而仰融也开始正式介入汽车行业。当时，金杯客车的销售不佳，引进了几年的生产线一直发挥不了作用。但从1996年开始，金杯客车步上金光大道，每年的销售以50％的速率增长，从1995年的9150辆到2000年的6万辆，连续4年金杯占据了轻客市场的头把交椅。金客销量的迅猛增长也给华晨带来了丰厚的回报，2000年，金杯客车销售额达到70亿，利润仅次于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这使得仰融在汽车行业声名鹊起。围绕着汽车这个大的实业产业，仰融寄予了巨大幻想并付诸了实施，这当中包括与宝马合作在华生产宝马汽车；通过沈阳金杯与美国通用所建立的金杯通用项目；持有田野60％的股权，组建了河北中兴汽车制造公司，开始在皮卡行业与同城的长城皮卡相抗衡；华晨花巨资请意大利著名汽车设计师久加诺主持设计了中华轿车，并拥有了整车知识产权，并于2000年12月，在沈阳下线；正式接手三江雷诺，拥有了三江雷诺55%的股权，再次成为控股方；华晨控股了绵阳新华内燃机集团公司51％的股份和沈阳航天三菱发动机31％的股份；与世界第一大汽车零部件生产供应商德尔福公司共同开发491Ｑ—ＭＥ汽油发动机，并将之装备在金杯客车和中兴皮卡上；华晨斥资50亿元，先后成立或收购了1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在全国建立了完善的销售体系和服务体系。仰融的华晨俨然在打造中国的“三汽”。　　　　　　　

仰融的命脉

作为资本大腕，仰融显然是个精力旺盛的人，在汽车领域大举进军的同时，并没有荒废其在资本市场的翻云弄雨，1999年3月19日，通过一系列运作，仰融以珠海华晨控股的名字，成功入主沪市上市公司申华实业。仰融接任申华实业董事长。不久，申华实业更名为上海华晨集团。1999年10月，华晨汽车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承销商为法国里昂信贷，发行了1958万股股票，募集资金6．5亿港元。2001年3月14日，一汽金杯出资4．1亿元，认购广东发展银行3．43亿股股票，并出资4．4亿元参与设立民生投资信用担保有限公司。2001年3月20日，上海华晨集团受让上市公司中西药业26．41％的国家股，有意成为中西药业第一大股东。
当杭州湾跨海大桥这个项目提交到仰融面前时，一下吸引了这位投资大腕的眼球，每天1000万元收入的项目简直就是个高速印炒机，于是华晨的投资战略逐步转向了宁波，并且向董事会提交了移师宁波的方案。虽然仰融掌控着董事会，但作为一级政府的重点龙头企业，作为地域经济的一大支柱，政府怎能轻意放手，于是一场民与官的搏弈随即展开。政府方面很轻易地找到了仰融的脉门，以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国有资产背景，通过中央财政将资产和权益划拨到辽宁省国资系统，这样华晨的国有性质被确定了，仰融充其量只是个国有资产经营人，随时可以被开除出局。在仰融与辽宁省政府的多次讨价还价之后，双方很难达成分配的共识，终于撕破了脸面。2002年6月，香港上市公司“华晨中国”(CBA)宣布，依照主要股东要求,经董事会通过决议,解除仰融的董事会主席和行政总裁的职务。2002年10月21日，辽宁省公安厅正式通告,仰融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辽宁省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申华控股发布公告，免去仰融申华控股董事长职务。 此时已经身在美国的仰融并不甘心咽下这口恶气，通过其担任董事长的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向内地司法机构起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虽然已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庭立案受理，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相信最终也不会做出有利于仰融的判决。
一代投资大腕仰融暂时也许永久退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舞台，他给这个社会留下了传奇般的故事，庞大的资产和中华汽车，还有更多发人深省的思考。
仰融靠汽车概念玩转了资本，于是形成了汽车情结，究竟“金融是手段汽车是目的”，还是反其道行之，“汽车是手段金融是目的”，恐怕只有仰融自己心里最清楚，然而当仰融的汽车产业达到相当规模的时候，他忽略了汽车产业的政治背景。记得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究竟是引进美国、德国还是日本的汽车合作伙伴时有过很多次的反复，关键不是技术和效益本身，而是一张政治牌，是一个外交砝码，可以说到今天为止这张牌依然有效。而仰融在没有深刻领会汽车产业政策潜规则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大肆渲染与包括宝马、路虎等外国的合资，无疑打乱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布局，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外交政策，这已经超出了很多方面的容忍范围。仰融出事在很多方面看来是必须的也是应该从重从快的。
仰融很好地利用了政府背景和国有的红帽子，但也被这把双刃剑伤得最深。仰融在沈阳打造的政府关系平台维系在“慕马”权利体系上，一旦“慕马”权利体系被连根拔起，仰融需要进行从新打造，这需要时间、金钱、精力甚至尊严，这是仰融不愿从头再来的，他缺乏对政治的耐性。没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华晨，也就没有仰融今天的不堪局面。仰融是股权设计大师，“华晨迷宫”的股权关系图至今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看懂的，在钦佩仰融大师水准的同时也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事业的壮大导致了仰融的过度膨胀，从1999年开始，仰融变得独断专行,已经听不得不同意见，在企业搞了不少冒进的、缺乏科学性合理性的‘大跃进’动作，一度将公司推到了危险的边缘。一位华晨员工的说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我们对仰总的看法很复杂，一方面感谢他对华晨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又高兴看到他的离开。公司今天做汽车，明天弄生物制药，后天又搞航天技术，让我们根本看不清未来。”这也是许多大企业家成功后的通病。
在宣传炒作自己的过程中产生负面效应。应该说从《福布斯》上榜后，仰融才在社会上广为人知，应该说其真正大手笔运作国内国际资本是在低调状态下进行操作的。声名鹊起后，自然得到世人的备加瞩目，有关与中科系有染、宝马合资、国有股权之争这样的不利宣传，很快成为议论焦点，加上许多方面的推波助澜，很快成为出头之鸟。
仰融已经成为了中国的通缉犯，尽管他还在大洋彼案奔波喊冤，赢得的恐怕也只有话语权和被同情的哀叹，不会有金杯和宝马了。

杨斌症结：超越法律的底线
编织谎言的投资大腕
“欧亚农业”、“荷兰村”、“新义州”，这一连串名词之后的联想便是一个在资本商圈耳熟能详的名字——杨斌，一个《福布斯》中国排行榜的榜眼，一个曾经叱咤中国产业和资本市场的投资大腕，一个希望将政治与经济进行理想化结合却最终沦丧的囚徒。

四步发家史

如果简单回顾一下杨斌个人的发家史，大致经历了四步，国外实业和贸易阶段，国内实业投资阶段，国内资本运营阶段，国际资本运营阶段。
杨斌1989年加入荷兰籍，1990年注册了“欧亚国际贸易公司”并开始经商。杨斌利用当时东欧正值巨变的历史机遇，通过抢滩进入波兰投资服装业，据称短短两年内就赚了2000万美元，但其究竟是如何在外发迹的一直还是个谜。
1994年杨斌回国后开始专注农业投资。依托他收购的荷兰一家温室工厂和已有70年历史的荷兰最大的冷藏企业，成立起了“欧亚花卉公司”。这一年他回到中国，并策划了一次荷兰进口郁金香全国巡回展。杨斌在这一阶段的赢利手段主要通是过向国内进口温室设备获得的，而这些温室设备的购买者也并非杨斌所说的“中国农民”，而是典型的“政府购买”，即在农业新项目推广过程中，由有关部门指定购买其产品。笔者记得当年在北京万通大厦欧亚花卉公司的办公室与杨斌有过一面之交，那时的杨斌真的很像一个农业领域的投资实业家，字里行间谈的都是郁金香和蕙兰的种养、种球和设备的引进以及在固安的农场租赁，俨然一个国内农业投资实业家的面目。
在当时的社会和市场环境下，通过农业产业化投资希望获得巨大财富的确是艰难甚至是无望的，杨斌通过在农业实业领域的打磨无疑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需要从实业向资本的跨越。1997年，杨斌苦于公司外资身份，难以在国内进行融资和发展，开始研究在国内A股市场“买壳上市”的可能性。于是四川的“广华化纤”即现在的“英豪科教”成为杨斌锁定的壳目标，杨斌也由此开始了从“实业家”向“资本家”的转型。1998年10月杨斌等以1.04亿元的代价控股“广华化纤”并更名为“四川欧亚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随后公司旗下的“广汉欧亚”投资引进荷兰花卉、蔬菜等高科技农业项目，连续亏损的“广华化纤”也由此成为当时证券市场上“收购重组的楷模”。1999年10月12日，“欧亚农业”公告更名为“英豪科教”，主业由农业花卉转为教育产业投资。杨斌也辞去了董事的职务。虽然据说这是因为杨斌设计的花卉、蔬菜大农业概念没有被有关方面接受，“荷兰村”项目也没有被董事会通过，而据杨斌自己透露，他这次退出的股份值2亿元，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杨斌在退出A股市场后，迅速收缩了产业战线。在此之前，他在沈阳、大连、成都、江苏、广东等地建了大型温室、冷库和六大农业基地，在卖出了多个城市的公司，包括温室、冷藏企业，不断回收现金后，把发展的重点集中在他1998年看中的沈阳西北郊小韩屯，并觊觎国际资本市场。2001年7月19日，在香港工商东亚、里昂证券等8家券商和投资机构保荐下，杨斌控股的欧亚农业在香港主板上市。上市后,杨斌所持有的上市公司总市值一度接近33.6亿。当然杨斌在对接国际资本过程中完全使用了国际专业化水准的策划和包装，这其中包括著名的“荷兰村”概念策划、对旗下企业的人为复杂化的重组以及国际知名财务公司的财务包装，其后证明，杨斌在香港上市的“欧亚农业”股权设计的复杂程度以及财务包装之完备，不要说普通股民难以进行风险识别，就连监管部门都只能以审计师行和会计师行的报告做为评判依据。

走向毁灭的导火索

然而正应了中国“人怕出名猪怕壮”的老话，就在杨斌荣膺《福布斯》榜眼后不久，一连串的问题发生了。先是监管机构查出“欧亚农业”虚假经营资料，伪造财务帐目，涉嫌脱逃税款，进而被宣布停牌处理；紧接着沈阳“慕马”案的东窗事发，“荷兰村”的土地违规使用问题昭然于世。在资金链断裂、内外经营交困、社会舆论不断追击的情况下，杨斌莫名其妙地祭出一招，宣称担任朝鲜新义州的特首，然而就在消息传出后没几天，杨斌即在国内遭到司法机关的传唤和拘留。现在看来，新义州事件可能是加速其走向毁灭的重要败笔。

倒下之三大理由

回顾并剖析杨斌从发迹到走向沉沦的过程，应该说聚集了投资家和投机家的素质，在几个阶段对国内国际市场的把握和运用达到了相当的境界，无论是国内A股的买壳脱壳，海外上市融资和“荷兰村”的策划，充分显示了其顺势而为的能力以及包装策划的水平，可以说创造了当时实业、资本与权利结合的神话。然而为何终究导致了失败呢？
第一，作为一个企业领导，其经营行为严重触犯法律底线，这是失败之根本。在中国市场化过程中，许多企业讲究打法律政策的擦边球，钻政策法律的空子，并美其名曰中国特色，孰不知这个边缘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对于跨界者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纠偏反而更刺激了其侥幸心理，使得其行为愈陷愈深终于无法自拔。杨斌的六大违规名目，最后全部被司法定性为违法犯罪行为，试想一个建立在违法经营基石上的企业经营行为又能走多长多远。
第二，杨斌的政治情结导致企业和个人巨大的风险，杨斌具有极强的政治情结，极其看中与政治力量的结合。在五里河中国足球队的世界杯外围赛上，因为有机会与领导共座，据说杨斌一挥就是60万元赞助；在“荷兰村”的征地和建设过程中，杨斌更是充分看中和依靠地方政治势力的扶持。但孰不知权利的利用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旦其所倚重的政治势力失势，便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何况这里本来就不清不楚，不干不净。
杨斌虽然表现了强烈的政治情结，但其在政治敏锐度和驾驭力上表现得并不出色，据有关报道，杨斌在沈阳项目中除了与主要领导关系非同寻常外，并不重视与各级其他官员的关系维护，以至一度影响到业务局面的打开。
新义州事件更加反映了杨斌审视政治的幼稚，中朝关系正处在微妙时期，朝鲜作为中国平衡大国关系的一张重要王牌，可谓牵一发动全军，而杨斌在中国正规外交渠道不知情或不受控的情况下越然而出，记得当时的新闻发言人章启月在外国记者提问时只能以“外交部不做任何评论”为搪塞，可见给中国外交造成了太大的尴尬和无奈。其实仅此一事就够杨斌死无葬身之地了。
第三，天方夜谭只是传奇，讲故事说假话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讲假话还不被戳穿。杨斌的产业故事到最后讲得只需心算就让人知道数字有问题的地步了，因为盘子越做越大，题材却越来越少，心情越来越浮躁，已经藏不住尾巴了，于是便被抓住小辫子并顺藤摸瓜，抽丝拨茧，露出其本来面目。

牟其中症结：投资狂人投资神话的缔造者
○ 双达

提起南德集团以及它的总裁牟其中，社会上流传着太多版本的故事与议论，虽然这已经是位过气的投资大腕，拿出来再炒炒冷饭，或许还是能找到一些可鉴之处的。

民企先锋

1940年生人的牟其中，熟悉的人都称其为“老牟”，他所走过的经营轨迹大致经历四个时期，第一次昭雪平反后的中德贸易公司，进军天津北京后的图-154时代，困惑伴随疯狂的后图-154时代和穷途末路的巨骗结局。
1975年，因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锒铛入狱，并被判处死刑，然而死刑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执行，在经历四年半的牢狱生涯后，赶上了拨乱反正的大好机遇，牟其中获得了新生，经过炼狱的他无论在思想上和心理上都极大地成熟起来，也为今后的大起大落埋下了伏笔。此后，牟其中加入到个体经营的行列，从贩卖藤椅、倒卖手表、电风扇等买卖起家。然而，好景不长，牟其中再次以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的罪名第二次入狱。出狱后，经过长达3年的时间最终闯进了北京城，成为全国知名的大企业之一。

淘金图-154

1991年，是牟其中人生和事业重大转折的一年，也是牟其中扬名立腕震惊海内外商界的一年。在前苏联国内政治震荡、经济停滞的状态下，牟其中凭借敏锐的嗅觉及魄力一举买下了4架俄罗斯产图-154中型客机。当1991年底，第一架能载164人的图-154客机飞抵成都的双流机场，并交付给牟其中的南德集团时，人们惊异于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能量和胆识。这4架飞机是牟其中用500多节火车车皮的国产轻工产品换来的，双向交换产品总价值4.2亿法郎。牟其中获利近1亿元人民币。这笔买卖成为中俄民间贸易史上最大的一宗易货贸易。根据协议，牟其中把飞机转手卖给了四川航空公司，牟其中成了中国最大的“倒爷”。在这一阶段中牟其中的“世界上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座右铭在理论与实践进行中得到完美的结合与着陆，他不但想到了而且做到了。
陷入资金怪圈

图-154的一战成功使得牟其中和南德集团声名鹊起，在这个阶段牟其中无论在理论上和经营实践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尽管这个高度已经令不少人不胜胆寒。在理论方面牟其中提出了“儒商理论”，创立了儒商学院，提出了“九十九度加一度理论”，还组织社科院的某研究所进行论证，另外贯彻一种命名为“威斯”的第四产业理论；另外南德集团此时广纳各路人才，包括了政界、军界、学界、企业界和慕名投靠的各路精英，像冯仑、温元凯这些当今的企业和学界大腕都曾在老牟麾下历练过。南德的产业方向也开始无所而不往，这里边有国际卫星制造发射、满洲里机场和铁路运输线的建设，也有100亿投资规模麻辣烫火锅连锁的设想，像南德足球俱乐部，南极探险等更多地到像是噱头，每天全国各地无数的政府和企业来到南德寻求投资，南德集团办公楼内的川味火锅也像流水席一样招待着各路来宾。这一时期，牟其中当然也没有忘记继续国际化，敏锐的商业嗅觉让他在美国占据了先机，也出尽了风头。他以一个投资家的身份在华尔街100号注册了罗斯福投资公司，美国报纸上以“华尔街我来了”为题在纽约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为南德呱噪，尽管他当时还并不知道应该怎样地利用好这里的国际资本。国内的项目水平在不断地升级，几十亿上百亿的项目可以说是接踵而来，像乐山、满洲里等许多城市恨不得把整个城市托管给南德集团。而在牟其中的思维中，已经出现了用飞机运原油、炸开喜马拉雅山改变生态环境这样的超凡创意。卫星终于发射上了天，但据说失去控制找不到目标了，当然未能获得理想的效益，国内除了被若干团伙接连不断地骗走几笔小额投资之外，并没有看到大手笔的投资项目，企业自然失去了造血机能。银行不断地来催还贷款，只好又去新的银行借贷，南德陷入了拆东墙补西墙的资金怪圈，最终结果是资金链断裂，北京的大部资产被冻结，南德被逼到了死胡同。
由于所欠银行贷款必须设法偿还，已经看到前景的卫星业务还需要巨额投入，如何融资成为当务之急，与众多资本大腕不同的并令人百思不解的是，牟其中作为国内国际资本高手，旗下又门客众多，但南德集团并没有染指当时的国内证券资本市场，而是选择利用境外信用证贴现的方式进行融资，这也就是后来信用证诈骗的起因。从1995年8月15日至1996年8月21日，南德集团凭借虚构的进口货物合同、交通银行贵阳分行对合同的“见证意见书”，通过湖北轻工在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共计骗开信用证33份，获取总金额7500多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2亿余元。除部分用于还债及业务支出外，余款大多用于循环开立信用证，从而造成中国银行湖北分行损失3500多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9亿余元。
2000年5月30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裁定：南德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牟其中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南德集团被判处罚金500万元，牟其中犯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位中国民营企业首富第三次陷入囹圄。

失败的投资哲学

牟其中曾经作为一代民营企业家的枭雄，有过闪耀的光辉，得到过许多人的啧啧称赞，也给后来者留下了深刻的思考。
牟其中有着极强的政治情结和偏好性，这从他70年代成立的“马列主义小组”就可见一斑，在其后的企业经营生涯中处处表现出对政治的热衷，无论从言谈到举止都力图模仿伟人。记得看过一本《南德视界》的企业内刊，有一幅牟其中摆弄足球的图片，偏偏被命名为“牟总玩转地球”，不知是编辑的投其所好还是牟总亲自授意，给人一种希特勒“大独裁者”的观感。从南德集团组织机构上看，无论其设定的“办公厅”、“监察部”等无不透露着对政治的渴望。
牟其中对理论研究和发展有着极其的热衷，他的“一度理论”、“中美俄经济大三角”、“第四产业”、“平稳分蘖”等理论无疑是有创新思路和深远立意的，然而麻烦就在于太超前，缺乏可操作性。国资流失问题在今天都还是个敏感话题，而牟其中在10年前就总结成理论大肆宣扬，认为找到了发家致富的诀窍甚至用嘲讽的口气蔑视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性格的极度张扬导致言多语失，完全把自己暴露无遗，成为重点防控目标。只要牟其中在北京，周末经常要去潭柘寺，当然不是一个人，少则十几，多则上百，那里是南德的培训基地，老牟把那里叫“西山会议”，众者称之为“黄埔军校”，牟其中的很多言论就是在此传播于众，众人又放大演绎地传向全国。记得有个并购专家讲过一句话，并购是阴谋家的游戏，像南德这样敲锣打鼓去掠夺别人资产，真说不清是聪明还是愚蠢。
牟其中虽然有敏锐的商业嗅觉，但意识太过超前，变数太快，缺乏执行团队，恨不得思想到了行为就到了，以至经常怪罪手下不理解不执行。上午定的事情下午就可以否定，今天任命的干部明天就可以免掉，企业处于一种随时动荡的状态，谁也不知牟总下一个时辰要做什么。这个现象充分说明企业缺乏明确的战略和执行力，也是现在许多企业的通病，很是值得借鉴。
牟其中自从飞机生意以后，思路越来越野，追求越来越狂，已经超越了一个企业家应该控制的范畴，如满洲里区域开发的项目，包括机场、铁路线等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当然没有最终实现，因为从没有考虑国家政策准入问题，10年后的今天有些还是国家垄断领域，何况计划经济年代，牟其中的失败在于过度的自信和以自我为中心。虽然经常以哲学家自居，却真的不懂哲学。
牟其中已经深陷囹圄了，但他的心还没有死去，剧报道称，老牟正在狱中筹划南德的东山再起，并声称只要办公厅和卫星事业部在，南德一两年就可彻底翻身，老牟可能真的快出来保外就医了，他老人家实在病得不轻。

周正毅症结：盲目扩张
○ 魏刚

“英雄问世、海鸟欲飞、商贸开路、地产为王”——这是业界对周正毅的评价，也是对其在两年内纵横内地香港股市，连取四家上市公司的一种赞言。2002年，41岁的周正毅位列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11名，他以3.2亿美元的身家被称作“上海首富”。然而却因“问题贷款”资金链断裂走下神坛。

成于地产

在周正毅的传奇生涯中，1995年应该是一个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年头。在这一年，周正毅完成了由“个体户”向“投资家”的“化蝶”过程。其时正是国企职工股上市流通的高峰期，周倾囊投资。“购销国企职工股”一役让周获利数亿。同时，贯穿其此后商业生涯的投资理念——“低价买进别人不要的东西，再等时机高价卖出”也由此而生。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突至，香港股市一片低迷。而刚刚在当年10月成立了农凯集团的周氏夫妇则一头扎进香港股市，大量购买了长江实业、和记黄埔等李嘉诚旗下的蓝筹股。等到股市强劲反弹，周氏夫妇获利数亿港币。
与此同时，1997年，周正毅看中正处于低潮的上海房地产大有赚头，以每平方米6000多元的价格收购了江宁路上的“烂尾工程”兴业大厦，增资１亿元完工并装修，至目前，该楼宇市价已达５亿元。上海地产行情在1999年之后的高歌猛进，更令周氏左右逢源。2001年周以每平方米4100元的价格收购了古北新区的“烂尾楼”伦敦广场，同样追加１个亿完工，目前的售价达18000元／平方米。
据周本人说，伦敦广场获利5亿元以上。
2002年则成为周正毅创富生涯的又一个拐点，一方面在上海通吃四大地块：紧靠南浦大桥的董家渡地块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打浦桥地块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静安地块建筑面积80万平方米和普陀长风地块的200公顷土地。另一方面，在令人激发出空前想象空间的上海地产市场的背景下，周正毅开始了真正的资本游戏：并购上市公司-注入体内房产项目-融资-建设并进行更大的扩张，通过中银香港获取了约20亿元资金，在香港股市先后收购“盈荣”、“建联通”两家公司，并将这两家公司重组为“上海商贸”和“上海地产”。 “上海首富”这个称呼在他眼中似乎当之无愧。

败于地产

一位香港投资界的分析人士曾如此表示他的疑惑，“一连串的收购上市公司行为和如此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会不会有直接的关系？虽然周一再表明不会用上市公司做‘抽水机’，但每收购一个公司就把风险比较高的房地产项目注入却是比较难以解释的行为。从他目前可以证实的投资来看，总资产怎么也到不了150亿元，最多在45亿到50亿元之间，而他借中银国际的钱就有20亿元，农凯旗下那么多地产项目，也不会没有融资，如果再借建行30亿元的话，负债率未免有点惊人”。
这番话不久就得到了验证，看似一帆风顺，但直到2003年５月，周氏旗下的市中心４个大地块，仍然没有明显动工迹象，各大贷款机构进一步提高了警觉。因为上海市有关部门下发有关规定，地产商购买地块必须一次性全额付款。以前则是分期付款，地产商可以先缴付小比例地款，实行滚动开发，比如分为三期建设，然后用一期收回的投资分期付款。吃下大量土地的很多地产商资金链因此断掉，周氏恐怕难出例外。当资金链绷得不能再紧的时候，中银香港原副董事长兼总裁刘金宝突然被调回北京，然后传来中央纪委正在调查刘金宝的消息。这根导火索，瞬间将周氏的信用脆化。
2003年５月28日，“上海首富”周正毅旗下香港两家上市公司突然暴跌：上海地产至６月1日跌去40％；上海商贸跌20.97％，并自６月２日起均遭停牌。６月2日晚，周正毅控股的上海地产、上海商贸传出消息，原定６月３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已经取消并将无限期地延后”。 至此，周正毅被怀疑将巨额贷款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炒作股票，或改变贷款用途用于与上市公司有关的资本运作一事渐露端倪。农凯集团及其旗下企业还涉嫌开出一些没有真实交易基础的商业承兑汇票。此外，周还被怀疑在缺乏真实贸易的背景下，通过在农凯集团与关联企业之间互开增值税发票，虚构业务、“制造”经营业绩。

雾里看花

周正毅成于地产、败于地产，这一大起大落值得反思。
反思之一：周正毅所犯下的一切都是个人所为吗？据有关媒体报道，周正毅案件的披露，缘自其房地产项目开发资金的危机。上海静安区石门二路以东地块（被简称为“东八块”）可算得上是上海的黄金地段之一，总占地面积17.64万平方米，规划开发面积6.3万平方米。根据初步计算，周在“东八块”项目中共免交数额不菲的土地出让金。同时出让合同还给予周一系列的支出优惠，使他可以节省超过数亿元的开支。那么，是谁把本该属公众享用的税收和款项，拱手让给了周正毅？
据国内某著名财经报纸透露，上海某区主管部门众多干部入股“东八块”项目，据说某领导的亲戚也在周公司的决策层任职，这些都让人产生联想。我们一直在呼吁政府透明行政，阳光行政。如果所有的行政都能做到阳光操作，哪会有周正毅今天的下场？
反思之二：周正毅的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据报道，周正毅玩得最多的就是“空手套白狼”的把戏。知情人分析周案的脉络：周涉嫌在上海非法获得大量项目，然后抵押贷款，用贷款收购上市公司，然后由上市公司购买这些项目资产，在沪港两地之间又涉嫌外汇非法流出。成立只有５年的农凯集团，也因此由５亿元的资产膨胀到2003年初的200多亿元。此间看出，房地产项目只是他套取钱款的一个“壳”，是一个“基础网”。为何有这么多的金融机构轻易把钱贷出？据说，周以在上海静安区的估值不足70亿元的200多亩土地为抵押，就从两家商业银行获得70亿元贷款。银行的“违规放款”不是对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吗？
随着房地产业的日益发展，房地产市场对金融机构的依赖也越来越强，这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金融市场的一举一动，都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而银行信贷存在的种种问题，很多时候也为行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因此，建立可持续发展、有长远规模的银行信贷制度，也是对房地产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
反思之三：周正毅房产项目为什么都极易取得？作为基础网和“壳”的房产项目，据说“东八块”是在周战胜了香港地产大佬之后取得的，而李嘉诚也只是在接近“东八块”的地区高价获得所谓“鸡肋之地”。近日，监察部、国土资源部联合出手，对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再次显示出中央从源头治理和防止腐败的决心。土地是房地产经营的基础资料之一。当所有的竞赛者不能处于同一起跑线时，整个市场又怎么能保持一种健康、有序的发展状态？

唐氏兄弟症结：短融长投
○ 双达

2004年资本市场最大的新闻之一就是“德隆系”的土崩瓦解，虽然很多人都知道迟早会出现那么一天，但那一天突然降临时，还是引起了巨大的震惊。此后有关德隆的报道便如开闸之水，层出不穷，风向所指已是一片楚歌，真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德隆虽然倒下，但他在资本市场上的风风雨雨的确还能带给我们不少的启示。

缔造中国的摩根时代

回顾唐氏兄弟的发迹史，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1986年到1990年的原始资本积累，90年代初证券一二级市场淘金，1996年打造的德隆系及其产业整合，2003年德隆资金链紧张直至2004年崩盘。
1986年,大学肄业的唐万新与另几名大学生在其兄、 新疆八一中学化学教师唐万里的协助下，从彩扩做起，经历小发明、专利转让、小型科技项目投资逐渐发展到餐饮、娱乐、房地产和电脑销售，这当中赔赔赚赚，总算在广袤浩瀚的边陲立得一席之地。
1990年后，中国证券市场渐渐兴起，唐氏兄弟抓住这历史难得机遇，率先垂范，在一级和一级半市场翻云弄雨，经手的22支股票最终全部上市，初步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随后唐氏兄弟开始转战一级半和二级市场，到1996年，已经积累资产达数亿元。
德隆系的真正形成是以1996年后并购掌控“合金股份”、“湘火炬”、“新疆屯河”为标志的，被称为德隆“三架马车”的这三支股票可以说创造了不少中国证券市场的奇迹。
在做稳中国证券资本市场老大地位的同时，德隆开始了其近乎疯狂的产业整合计划，一方面德隆斥巨资收购了数百家公司，所属行业含番茄酱、水泥、汽车零配件、电动工具、重型卡车、种子、矿业等；另一方面，包括金新信托、厦门联合信托、德恒证券、新疆金融租赁、新世纪金融租赁等多家金融公司被德隆纳入麾下。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唐万里放言，德隆真正的抱负是做金融产品的供应商——一手整合产业，一手做证券化，创造金融产品，卖给市场上各种需求的投资者，“德隆要缔造中国的摩根时代!”

资本帝国的坍塌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分析，客观而言，德隆的产业整合并非是心血来潮，而是有着完整的战略规划和细腻缜密的战术操作的，这期间德隆聘请过麦肯锡、罗兰贝格、科尔尼等世界著名咨询公司为其在战略、并购、整合方面进行规划和梳理，为了一个产业的进入，德隆也肯花费少则百万多则千万的产业研究费用，在产业管理团队上也网罗了该领域一等的管理高手，一个德隆帝国已初显端倪，一切发展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然而德隆毕竟不是美国的通用，有那么多的国际资本在关注和扶植，德隆也不是一汽或宝钢，在国家红帽子底下获得源源不断的输血，再大的德隆也不过是个民营企业，它的资金融通渠道和成本能否支撑这架庞大的机器？德隆国际的三把手向宏这样解释过：“它的整个资金链的问题，应该说和它的资本结构及资金结构有关系，中国民营企业尤其是像德隆这样比较大型的投资类企业，资金紧张将伴随着企业的全过程。所以很难讲哪一个阶段，或者哪一个特定时期，德隆的资金链出了问题，应该是一个全过程的问题。”德隆的短融长投终于把自己逼上了不归路。
这一时期，德隆在产业整合和资本证券化方面可以说把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从通过上市公司增发配股的直接融资，介入商业银行以及借助信托、证券、金融租赁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融资，发展到挪用委托理财资金、挪用国债、违规拆借资金，到后来直接质押上市公司股权，其融资成本始终维持在12%到20%之间，德隆整个产业每年的利润连支付资金利息都不够，德隆的风险凸现了。
2003年，出现了“啤酒花”事件，“啤酒花”董事长在涉及大宗银行担保后潜逃，银行开始对类似企业进行严密防范，德隆从此再没从银行拿到过一分钱贷款。不仅如此，银行开始从惜贷转为催还贷，到2004年4月间德隆向银行还贷17亿元，这无疑是从羸弱的病人身上抽去维系生命的血液。在经历了二级市场出货未果、股权质押、股权出售等一系列自救之后，德隆的资金链终于断裂了。从2004年4月14日，德隆系的“三架马车”连续高台跳水，一个月时间市值蒸发156亿之多，随后诸多银行和关联公司对德隆进行索债诉讼，天一实业、罗布泊钾盐股份、天山股份股权被转让瓜分，同年8月26日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屯河集团与华融公司签订了《资产托管协议》,三公司将其拥有的全部资产不可撤回地全权托管给了华融公司,由华融公司行使全部资产的管理和处置权利。9月4日,华融接受中国证监会委托对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进行托管经营。德隆巨人终于沉重地倒下了。

短融长投拉断资金链

德隆系的倒下，只是再一次验证了作为民营资本在中国发展轨迹的一个不可规避的轮回，不管你是小资还是大鳄，不管你谨慎还是不羁，这里边似乎存在着难逃的定律。“志大而才疏”，郎咸平对德隆的评价确实太过刻薄了，唐氏兄弟的德隆显然应该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思考和深省。
随着德隆产业整合规模的日益加大，短融长投的模式使其对资金的需求胃口已非一个民营企业通过常规融资方式所能解决，于是涉及到的违规挪用理财资金、违规拆借、违规挪用国债等方式层出不穷，严重威胁了一些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某些上市公司和机构的金融安全，也就是说按此模式长久发展下去，德隆将严重扰乱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造成比较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因此通过紧缩逼宫的方式尽快了断德隆虽然会给一些机构造成损失但不失为一个折衷的结果。
德隆产业整合，资本证券化的战略应该说没有错误，错就错在战略与执行能力的脱节上，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德隆在制定自身远景和战略目标时恐怕自己也没算清需要多大的融资规模、如何实现这样的融资规模以及政策突变后的替代方案，基本上还是使用并见不得阳光的融资三板斧，一旦路子被堵死就手足无措了。
德隆在18年的时间里，从一家小企业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成为控股6家上市公司和12家金融机构、跨越14个产业的大型民营企业，德隆走的是一条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的多元化发展道路。德隆投入整合传统产业资金过大，回报周期和战线过长，领域过宽，大多采用短融长投的方式进行，为企业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另外，一个企业应该有突出的主业，不可能在多个领域都成为行业的老大，德隆希望整合的领域太为广大且并无关联性。德隆一直在效仿GE模式，试图通过产业多元化、产业与金融资本的结合来打造企业帝国，然而它只看到了GE的表面现象，没有深刻挖掘GE真正的赢利制胜秘诀，可以说是被误导不浅。
在与向宏的交流中可以了解到，德隆最深刻最核心的机密实际全部掌握在唐氏兄弟手中，也就是说企业的治理结构基本上还是家族式的，面上的结构是给别人看的，企业的决策还是一个人说了算。试想诺大的德隆帝国维系在个人的决策上，风险无疑是致命的。
德隆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各种各样的人才，有新疆起家的老红军，有国际著名公司投奔来的海外经营者，有大师级的企业管理人士，有国内资本运营顶尖高手，有产业领域著名专家，如何将这些人统领于麾下，的确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换句话说，企业在这种局面下应该选择或树立什么样的文化，是能否人尽其才的关键，显然德隆在这个问题面前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成就。在遭遇了职业经理人与创业元老、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商业文化的碰撞冲击后，德隆的企业远景、核心价值观、使命感和企业精神变得模糊，甚至混乱不清，“以德兴隆”的理念也只能成为一块标语而已。
德隆像个体虚的巨人一样倒下了，接踵而来的还会有若干类似德隆的倒下，没有了德隆的中国资本市场依旧在发展，也许经济社会割下了这片创痍后会成长得更好。

黄宏生症结：忽略游戏规则在劫难逃的彩电帝王
○ 魏刚

从下乡知青到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创维老板黄宏生的个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但在2004年岁末，该家电巨头的遭遇则更加“传奇”——由于涉嫌造假、挪用资金，黄宏生等10人被香港廉政公署传讯。该行动被香港廉署戏剧性地命名为“虎山行”。

艰难创业

2004年《福布斯》富豪榜出笼时，黄宏生以2.7亿美元的资产排在第31位。但在成就现值60多亿元的“电视王国”的风光之前，他奋斗了多年，也经历了几次“大风大浪”。
黄宏生是海南临高人，曾就读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1988年来港，属新移民一族。起初在一家电子产品贸易公司做销售从业员，其后毅然辞职，自行创业，把仅有的10万元积蓄在港注册了创维，开始他的创业路。不过，道路并不平坦，创维最先是搞贸易，代理电子产品出口，但由于不熟悉香港的环境，进了货卖不出去，不久就亏损。他更大病一场，入院躺了一个月。
不久，他看好电视遥控器市场，又投资生产，并尝得创业甜头。其后，香港流行丽音广播，黄宏生认为机会来了，并与另一公司的工程师合作开发丽音译码器，一下子做了2万台，然而没想到香港的电视台感到丽音广播成本太高，停止使用丽音广播设备，令黄宏生再尝到失败的滋味。
两番失败后，黄宏生没有放弃老板梦，当他看到东欧彩电供不应求时，大胆决定生产彩电，经过一年多的开发，彩电总算开始生产，但由于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去甚远，且不符合国际规格，参加国际展览也无人问津，结果又亏损了数百万元，至此黄宏生债台高筑，陷入绝境。
但至1991年，他终于找到了救命稻草，当时他把目光瞄准正待拍卖的公司迅科彩电开发部的技术骨干，并出让自己公司15％的股份将其纳入旗下，最终得到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9个月后，创维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第三代彩电，并在欧洲市场一炮打响，其后又陆续获得国际风险基金的投资，随之2000年在港上市。
1998年，对创维的企业利润贡献巨大的出口业务遭受重创，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创维失去了马来西亚和俄罗斯40万台彩电的订单，几乎占到上年出口总量的80％；1999年，更有同行散布“创维将淡出彩电业”的谣言，创维彩电从8月起全面滞销，损失达数亿元之巨。
黄宏生身处困境，总能逢凶化吉。他曾说，人总是在幸与不幸之间游走，尽量延长有幸时间，给不幸一个翻盘的机会，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运。
面对极度困境，黄宏生主动放弃了董事局主席的年金，还拿出1亿股股票期权分配给集团的800名管理人员和骨干；并重新构架销售团队，短短一个月，一个高规格的国际化管理团队到位了。经过一系列动作，2000年创维实现在国内销售44亿元，出口5亿元，保住了业界老四之位。

地产陷阱　
　
虽然创维在彩电行业已有一席之地，但致力于专业化的黄宏生，始终没有放弃对不相关行业高利润的追逐。自从地产行业掘出第一桶金后，黄宏生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在地产行业的豪赌。近两年“大手笔”频频，南京和海南的项目单笔就涉及资金动辄上十亿元，黄宏生“出事”也祸起地产。
也许是此前在电脑行业的多元化投资受过重创，黄宏生几次都表示，创维希望专业化，在投资上一直比较谨慎。但随着近两年创维经营状况好转，创维开始涉足多个行业，特别是在地产行业上手笔惊人。黄宏生于2004年3月在家乡海南岛的三亚市，与同为海南岛人的鸿洲地产老板王大富，合资20亿元兴建全海南省最大的地产项目“时代海岸”，占地面积近34万平方米。据香港廉政公署调查黄宏生挪用的4837万港币已注入该项目。
2004年11月30日，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等数位高层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创维数码(0751.HK)被香港联交所勒令停牌。
此前，创维数码在港一向被视为高质量、高透明度的中资概念股，为摩根大通、惠理、景顺、汇丰及怡富等基金所重仓持有。拘捕事件实令投资界一片哗然，惊叹惋惜不已。
香港廉政公署两年多以前就悄然开始对创维数码及其高管人员进行监控，其间收集掌握了大量证据。廉署调查涉及多项贪污指控，包括黄宏生等涉嫌行贿创维的财务总监，挪用巨额公司资金；并涉嫌行贿前会计师伪造会计记录，协助创维数码在联交所上市等。

败因探源

无可否认，黄宏生一方面在努力探索职业经理人的模式，一方面他却总是走不出家族企业的致命弱点，总想一股独大。财报显示，黄宏生家族在上市公司中所占股份达到77.45%，其他董事所占股份皆在3%以下。一股独大的直接后果是加大了经理人与老板的距离。由于经理人并非是公司利润的直接获得者，如果任其自由选择，他最直接的追求不是公司利润最大化，而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4837万港币对于黄宏生而言并不是一个足以使他犯罪的数字，但关键是黄宏生的罪名是盗取。而且发生在香港。无论在会计制度、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的具体监管规定方面，还是在对违规的法律处罚方面，内地与香港都存在相当大的制度差异。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时，往往在程序上配合当地监管规则的规范，但在具体监管规定的认识及相关行事观念上，并没有真正“与海外市场规则接轨”。即使负责为企业带路的上市保荐人，也只是告诉企业与上市过程相关信息，而非主动教育企业深刻理解市场文化。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急功近利的心态，重筹资轻改制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2000年4月创维数码在香港联交所的上市，便有着利用资本市场的明显痕迹。从表面业绩增长看，创维的利润从1995年的8000万元到1999年度的3.2亿元，平均年递增率达80%以上。实际上自1999年中期之后，创维已经在此起彼伏的彩电业价格战中逐渐不支。黄宏生本人曾对媒体回忆2000年前后创维的困境：“当时我感觉企业的末日来临了，我的人生也走到了尽头”。
海外上市给了创维集团扭转局势的机会，也并非没有成本，那就是，要遵从国际规则行事，不能再像内地那样肆意而为。然而，创维更多的时候欣欣然于上市收益，对于“成本”的忽视，最终酿成苦果。
一位曾任创维高管的人士对记者表示，成功上市融资对于创维进行企业转型，实施内部改革，确实带来了很大的推动。具体表现有二：一是2001年将企业内部改组为事业部；二是2002年吸收了七名高层管理人员进入董事局。然而，涉嫌造假贪污事件的发生表明，民营企业对于股本文化的认知，仍然需要思维的转变。
当黄宏生数月前发表“民企如何利用海外资本市场做大做强”的演讲时，或许没有意识到，资本市场绝不仅是“被利用”的，它更要求企业顺应其“游戏规则”。

郑俊怀症结：贪心不足蛇吞象
觊觎别人奶酪的乳业教父
○ 魏刚

呼和浩特机场，相隔不到50米就可以看到一块巨大的伊利集团广告牌，上面熟悉的几个大字“心灵的天然牧场”在灯光下泛着惨白的光。而他的创始人郑俊怀也迎来了人生中最冷的寒冬。

乳业教父

1983年，郑俊怀被调到伊利的前 身呼和浩特回民奶食品厂，当时这还是个日产量仅10吨的小型乳品企业。郑俊怀在这里开始了他和伊利的故事。
郑俊怀在伊利进行过多次改制，使原来固定资产40多万元、年利税不足5万元的小厂发展成为全国大型乳品集团，净资产增长了118倍，销售收入增长了79倍，利润和税金分别增长了69倍和135倍。
1996年伊利股份上市，成为全国乳品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并在此后连续多年入选最具发展潜力的上市公司，并位列上交所样本股。2003年，伊利主营业务收入达到62亿元，乳制品销售额位列全国第一，企业净利润近两亿元。今年前三季度，伊利分别实现主营收入和净利润68亿元和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1%和26%，每股收益达到0.53元。郑俊怀雄心勃勃地表达了要在2010年进入全球乳品20强的目标。

MBO的险途

如果追溯1996年以来的伊利股份历史，年年现金分红的伊利股份堪称少有的绩优公司，截至2004年6月以前，在众多上市公司中，伊利股份同样称得上是少有的“清白”公司，除上市之初发生过不属于违规的炒作自己股票行为后，基本上没有暴露任何违规违法事实。
2004年是伊利多事之年，其最大的竞争对手“蒙牛乳业”在香港成功上市，一次募集14亿港元，双方强弱易位；接着闹出“独董”事件；在这一系列风波之后，伊利郑俊怀涉嫌挪用巨额公款进行MBO的丑闻渐渐浮出水面。
通过高薪酬和高派现来筹集MBO资金并不乏先例。2004年1月3日，宇通客车(600066)公告称，第一大股东宇通集团的所有者郑州市国资局将所持宇通集团100%的股份转让给上海宇通，而上海宇通实质是宇通客车管理者和员工为MBO而专门成立的一家公司，至此，宇通客车的MBO大功告成。伊利股份的管理者们也深谙此道。2004年，伊利股份以171万元超过宇通客车高居上市公司高管总薪酬排行榜第三位。在大幅提高高管薪酬积累MBO弹药的同时，伊利股份也拾起了高派现的法宝。2001、2002、2003年度公司分配方案分别为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6元、2元和3.3元。这给MBO带来的益处是双重的：一方面，可以利用管理层控制的机构股东分享上市公司高派现带来的真金白银；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上市公司净资产，从而为以后以低价格切入创造条件。
2002年，伊利曾经成功增发股票募得8亿元巨资，然而郑俊怀却用此钱热炒国债。2003年，伊利的资产负债率由2002年增资扩股后的34.6%一路攀升至45%。当然，如果伊利股份购买国债的收益大于从银行贷款利率的话，这种做法似乎也无可厚非。但真实情况是，2003年年报披露，公司在国债市场上因账面浮亏，计提了112万余元的短期投资跌价准备。更为蹊跷的是，伊利股份不但没有在债市因加息预期而继续看淡的情况下果断止损，收回投资，而是变本加厉地通过更加隐秘的方式继续委托投资国债：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到，郑俊怀和其他伊利高管是否控制着另外的代表他们个人利益的反向操作账户（即对敲账户）。人们有权利怀疑，郑俊怀不是没有止损，而是利用股民的钱为其反向操作的个人账户止损。
同时，郑俊怀打造了三条隐性MBO通道：其一是华世商贸公司，其二是呼和浩特启元公司，法人代表是郑俊怀本人。截止2004年6月30日，华世商贸持有伊利境内法人股2.16%，为伊利第四大股东；而内蒙古启元持有境内法人股比例为4.38%，为伊利第二大股东。MBO的第三条通道是金信信托。2003年7月，呼市财政局将手中所持14.33%的伊利国有股份卖给了名不见经传的金信信托，后者一跃成为伊利股份第一大股东。业内分析由于金信信托成为第一大股东后“伊利股份什么变化也没有”且大股东“不派一名董事、监事，不提名一个管理层”，显然“金信信托不过是郑俊怀曲线MBO的过桥工具”。
通过这三种途径，以郑俊怀为核心的数位高管拥有了伊利股份20.87%的法人股股权。

形具神散

郑俊怀的倒下有多种原因，但有一点是问题的关键。伊利公司1996年上市以来，虽历经多年市场锤炼，但作为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在该公司却一直是“形具而神散”。
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各组成部门权责分明，相互制衡，构成稳定的公司管理经营结构。这些法人治理结构要件在伊利都有，但遗憾的是却没有发挥出应有功能。郑俊怀在公司既是董事长，又是党委书记，又是首席执行官，管理、人事、经营一肩挑，高度的个人集权，使法人治理的权力制衡难以实现。
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有利于对公司进行内外部监督，增强企业透明度。国外有称上市公司为“玻璃房子”之说，意思即公司的经营、业绩要对社会大众充分公开，为广大股民作出投资决策提供必要的参考条件，同时接受监督。然而郑俊怀等涉嫌挪用1500多万元的行为早在2000年就已发生，但直到2004年才被发现，说明了公司信息的不透明，归根到底还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具而神散”。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金融监管的缺位也是伊利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伊利第四大股东华世商贸的四位主要股东均为郑俊怀等伊利高管的亲属，如此重要的关联信息却一直不为人知。
近段时间来，关于MBO、变相MBO等经济学术语充斥于伊利事件的报道中。MBO即企业管理层收购，是一种特殊的股权转让方式，管理者通过收购股权成为企业所有者，其工作积极性会得到激励提高。在国企改制中，MBO一度很热。
被媒体热炒的伊利涉嫌MBO行为，即伊利公司于2002年投资3亿元购买国债，直到2003年年底，公司尚持有国债2.91亿元。在此期间，2003年７月，总部设在浙江金华的金信信托公司以2.8亿元总价，从呼市财政局手中将伊利所有国有股购得，成为第一大股东。上述两笔交易恰好吻合，而国债可以在市场随时折价回购变现为资金，再加之其他一些原因，导致人们怀疑伊利高管们在搞变相MBO，即拿公司的钱为自己买公司股权。
“成绩和荣誉只属于过去。”悬挂在伊利集团总部二楼的大标语引人注目，但愿风波带来的阵痛也会很快成为伊利集团的“过去”。

陈久霖症结：形同虚设的防火墙
狂赌45亿的打工皇帝
○ 魏刚

历史往往会出奇地巧合。1995年，也是在新加坡，巴林银行驻新加坡交易员尼克·利森在投机性外汇交易中损失12亿美元，导致这家老牌英国银行倒闭。差不多10年后，历史重演。2004年年底，新加坡爆出巨大新闻，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在石油衍生品交易中亏损5.5亿美元，公司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顷刻间灰飞烟灭。中航油(新加坡)的掌门人陈久霖也成为了新加坡金融市场上的“第二个利森”。

成长之路

陈久霖出生于湖北农村， 1987年，北京大学东语系毕业后辗转进入中国航空油料集团。
1997年是陈久霖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已经36岁的陈久霖的生活可以用“寒酸”来形容。1997年7月，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航空油料总公司派陈久霖赴新加坡接管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中国航空油料运输(新加坡)有限公司。这家1993年5月就在新加坡创办的公司已经处于长期亏损和“休眠”的状态，上任伊始资金紧张的陈久霖通过法国BNP银行(巴黎国民银行)获得了 1000万美元的融资额度。借此做成了第一笔生意，并盈利30万美元。为中航油闯开了一条生路。1998年，中航油(新加坡)就从总公司的26船货中拿到了21船的订单，通过它采购的油品，在中航油全部进口航油中所占比例一下子攀升到92%，1999年达到98%。2000年3月，中航油(新加坡)从一个账面资金不过十几万元的空壳公司，变成了注册资金6000万新元、年营业额15.5亿新元(约9.15亿美元)的贸易枢纽，变成了中航油的一杆旗帜。
垄断中航油集团全部的进口航油采购之后，陈久霖并没有就此满足。2001年12月6日，中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陈久霖又一次创造了神话。
2002年中航油(新加坡)开始进军投资实业和收购，试图从一个贸易公司转型为集石油实业投资、国际石油贸易和进口航油采购为一体的工贸结合型的实体企业。2002年4月，中航油(新加坡)通过投标方式，成功地获得西班牙最大的石油设施公司——CLH公司5%的股权。同年7月，又收购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33%的股权，成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2003年中航油(新加坡)收购了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SPC)20.6%股权。从陈几次收购来看，“他太想成功了”，这种心态也影响到了他后来进入衍生品投机领域。
截至2003年上半年，中航油(新加坡)总资产为2.53亿美元，净资产为1.16亿美元，净资产比1997年陈久霖接手前增长690倍，实现了国有资产的大幅增值；公司的资本市值超过65亿元人民币，是2001年12月刚上市时的4倍。
这时候的陈久霖，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制高点，他开始登上各种国内外论坛演讲，他的事迹被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而他的收入也创造了中国国有企业之最，年薪高达2350万元人民币，被誉为“打工皇帝”。

走向深渊

陈久霖在新加坡短短几年把一家已经基本倒闭的公司搞得风声水起，不仅被树为中航油集团的旗帜，也被当作中国国企“走出去”战略棋盘上的过河尖兵，但来自各方面和集团内部的争议也使他承受着难以忍受的压力。陈久霖太想用更大的成功来证明和巩固自己了。他带领中航油开始进入了变幻莫测的石油衍生品市场。然而陈久霖犯了一个尼克·利森曾经犯下的错误，与市场趋势做相反的操作。
2004年7月左右，也就是国际原油价格在每桶40美元、航煤接近每吨350美元的时候，陈久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石油价格不会继续升高，而要开始下跌。于是大量抛空原油期货。但是这种投资显然遭受了市场的严厉狙击。国际原油价格由每桶40美元迅速蹿升到10月26日的最高每桶56美元附近。这个价位，可以说是陈久霖心理崩溃的上限。此时他的判断再次出现严重失误，入市建立多头仓位。然而市场的打击再次降临，油价从每桶56美元大幅下跌，至12月6日仅有每桶42美元。中航油两次错误的判断和投机，造成损失1亿美元。
如果说中航油的原油期货交易造成公司的创伤，而期权交易则是拉开了大口子，中航油大失血，走向崩溃。由于中航油是在新加坡注册，而且又背靠中航油集团，在航空煤油的市场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借此，中航油在新加坡纸货市场上成为了航空煤油期权产品交易的做市商。其实，中航油的期权交易，此前也是盈利颇多。但此次中航油的失策之处在于，没有正确制定航煤限价保顶期权(一种看涨期权)的权力金，使得投资者购买了大量的这类期权。然而，到了10月中下旬，受原油价格的影响，新加坡航煤价格已经达到450美元左右。由于航空煤油价格的高涨出乎中航油判断，而中航油又没有采取好的对冲措施，在期货、期权的双重损失下，中航油的5.5亿美元瞬间蒸发。

先天缺陷

中航油事件让陈久霖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打工皇帝”从云端栽到了谷底，也让他成为了舆论的众矢之的。因为正是他的赌徒心态让45亿元国有资产在违规的投机性交易中付之东流。
有评论者把中航油事件和巴林事件相提并论，认为陈久霖就是当年的利森。其实尽管二者有着在公司治理结构上相似的缺陷，但是本质上却是两码事。如果说，利森导致的巴林事件是一个偶然的话，则中航油事件则几乎是必然的。不为别的，只因为陈久霖身在中航油这个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集团，具有某种“先天缺陷”。
这种“先天缺陷”就表现在经营者利益与国有资产所有者利益的脱节，它内生于国企的产权和管理制度。陈久霖的赌徒心态就是最好的例证。据报道，按照中航油内部规定，如果每笔交易损失超过35万美元，应该报告公司最高层，如果每笔交易的损失达到50万美元，则应立即中止交易。但很明显，在中航油事件中，这一机制根本没有发挥作用。否则的话，陈久霖早该悬崖勒马了。不难发现，中航油已经陷入了所谓“内部人控制”的危机。
而在中航油事件中，国资托管者并没有扮演好应有的角色。据报道，直到中航油出现严重账面亏损，现金难以为继之时，陈久霖提出“内部救助方案”的要求，所要资金数目在2.5亿美元。中国航油集团明知旗下上市公司过度投机已深陷危机，仍对此要求予以支持。可以明确的是，集团此时应当相当清楚，陈久霖在违规操作进行投机性交易，但是并没有按照规定果断叫停。我们很难想像，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一个具有良好治理结构的公司身上。
巴林银行的利森曾经反思道，“有一群人本来可以揭穿并阻止我的把戏，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如果是在任何其他一家银行，我是不会有机会开始这项犯罪的。”但是，在中航油这类企业中，人们可以找到这样的机会。陈久霖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这样的机会。而正是这样的机会，打开了他身上“先天缺陷”的闸门。对于国资监管者来说，关键是如何借助市场的力量完善治理结构，减少它们发作的机会。否则，在“陈久霖”之后，难免出现下一个“张久霖”、“李久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