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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策划 尚鸣
20年前，40多岁的柳传志特意穿上父亲赠送的一套老式西装，参加IBM PC代理商会议,那时的联想，只是IBM代理商中毫不起眼的一个。
弹指20年，这家当时连“搬箱子”业务都做得勉强的中科院计算所下属企业快速崛起,已经坐拥世界第3大电脑供应商的交椅,并以一个“蛇吞象”的故事把IBM的PC业务纳入囊中。
联想神话般的增长，是中国企业创造诸多奇迹、迅速发展的一个典型缩影。过去20年, 中国企业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高歌猛进，迅速成长，每年都有新的企业入围世界500强，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亮丽的风景线。中国产品迅速占领国际市场，“中国制造”成了国际市场关注最多的话题，以至国际上有一种舆论认为，世界已进入了“中国制造时代”，中国已成为唯一一个能对世界经济产生显著影响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企业神话般的成长虽然带给社会更多惊喜和自豪，也激起更多企业进军世界500强的雄心壮志。但是，冷静细解入围企业和中国500大企业，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企业的成长局面并不像中国经济增长那样耀眼，中国500强企业成长速度虽然明显快于世界500强的平均水平，但中国企业的“大”是一种单纯追求规模扩大的粗放型成长，是一种容易让人产生盲目乐观的“虚胖”，他们具备了世界“500大”的外壳，但其庞大的外表下隐含的是靠垄断与政府保护堆积起来的企业规模，与主要靠市场打拼成长起来的世界500强企业相比，素质上有明显差距，从科技力量、管理经验到竞争力都有明显的缺失，其盈利能力也远远低于世界500强的水平。这些年我们虽然培育出了世界级的“大”企业，但它们是在国家垄断和财政保护下长大的，没有经受过国际市场的拼杀和洗礼，没有持续发展而必需的核心竞争力，因而在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中，它们虽大但很虚弱,它们虽成长很快但仍然贫困。
企业的成长固然可以依托经济快速起飞而超常发展，也可以凭借一时的“神话”增长而迅速做大，但做大是一回事，能够持续成长则是另一回事,所以能做得长久、基业长青的企业早晚要走出“神话情结”而布局长期稳定的发展。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打造了令人瞩目的“中国制造”，但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条上，中国企业普遍产业技术水平低，缺乏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而摇荡在中低端。中国IT企业缺“芯”，家电企业缺专利、服装企业缺“牌”，汽车企业缺自主技术，中国钢铁年产量虽然跃居世界第一，但高档次高附加值产品大多不能生产，钢铁大国仍不是钢铁强国。中国进出口总额虽然排名世界第三，但200强外贸企业出口值有74％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尤其是在目前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需求约束生产明显的形势下，中国企业庞大的制造能力根本就称不上优势，中国企业正面临着怎样真正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而不是生产加工中心的严峻挑战。但奇怪的是，中国有些企业不把功夫下在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并进行重大的自主创新上，而是为追求规模、市场老大而陷入你死我活的血腥竞争，有的不是在追求快速扩展的过程中因多元化而迷失重心，就是在进入新市场后迅速陷入零和竞争状态。
企业的终极目标是创造新增长，只有有持续的盈利增长，才能超越竞争对手，不仅做大而且做强。中国经济走过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期之后，中国市场全面进入了以“过剩”为主导的消费者时代。企业的生存底线已经紧紧地与世界市场相连。中国企业面临的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做大规模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夯实核心竞争力问题。为此，本刊从中国企业快速成长中的问题入手，从不同视角解剖了中国企业增长中的贫困，期待企业能从繁荣的“中国制造”表象背后强筋健体。
中国500 强 超常增长的软肋
○ 本刊记者 魏刚
8月21日，“2005中国企业500强”新鲜出炉，中石化以6342亿元营业额名列第一，国家电网公司、中石油、中移动和工商银行等国有特大型企业都位居前10名。在舆论界和入围企业为国内企业的进步沾沾自喜时，前一段出炉的《财富》世界500强就象一面镜子，让我们面对它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尽管国产500强大多数系中央直属带有行政垄断色彩的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尽管国内500强的龙头老大中石化在它的世界同行中仅排名第31位，但不可否认国内企业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员工人数等硬指标上已经逐渐与世界500强看齐。国内企业500强的发展一直呈现出整体规模持续增强的态势。与去年相比，我国企业成长速度明显快于世界500强的平均水平。
可是规模上的增长，却无法掩盖真实的差距。2005年中国企业500强共实现利润5295亿元，只相当世界500强的7%。2005年国内500强的人均利润额只有1.53万元，只相当世界500强的11.62%。而国内500强普遍存在的“排名上升，利润率下降”背离的趋势，更让我们把眼光投向中外500强的核心竞争力差距，开始思索国内企业的发展之路。
规模与利润背道而驰
国内500强企业虽然在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员工人数等规模指数上进步迅速，但在关系到企业效益的利润指标上却与世界500强差距显著。
从2005年世界500强与中国500强行业首位企业的利润比较来看，零售业排首位的中国华联集团公司实现利润1.8562亿元，只相当于美国沃尔玛公司利润（66.71亿美元）的0.34％；汽车行业排首位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实现利润为24.962亿元，只相当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利润（6.01亿美元）的50.16％；石油石化业排首位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实现利润为170.8623亿元，只相当于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利润（153.2亿美元）的13.47％；电子设备制造业排首位的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实现利润26.4383亿元，只相当于德国西门子公司利润（18.566亿美元）的17.2％;贸易业排首位的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实现利润6.8057亿元，只相当于日本三菱商事利润（4.817亿美元）的17.06％；银行业排首位的中国工商银行实现利润为61.2521亿元，只相当于美国花旗集团利润（141.26亿美元）的5.24％；食品业排首位的宜宾五粮液集团公司实现利润为17.3363亿元，只相当于瑞士雀巢公司利润（39.592亿美元）的5.29％。
与世界500强相比，国内500强普遍缺乏赢利能力，更多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以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来换取价格上的优势；而世界500强更重视以技术创新为主的核心竞争力建设，采用知识密集型生产方式，靠产品的技术含量来占领市场。
从2005年世界500强与中国500强各行业首位企业人均利润比较来看，零售业排首位的中国华联集团公司的人均利润为1.09万元，只相当于美国沃尔玛公司人均利润（0.48万美元）的27.36%；石油石化业排首位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的人均利润为1.82万元，只相当于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人均利润（15.65万美元）的1.41％；银行业排首位的中国工商银行的人均利润为1.43万元，只相当于美国花旗集团人均利润（5.27万美元）的3.27％；电力业排首位的国家电力公司的人均利润为0.62万元，只相当于美国电力公司人均利润（3.5万美元）的2.13％；
除企业利润与人均利润与世界500强有天壤之别外，在中国500强企业中，还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即“排名上升、利润率下降”。这种背离趋势，在电子与医药行业中尤其明显，在营业收入超过100亿的前22家电子企业中，2/3的企业都远远低于行业平均利润率。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04年，医药企业利润比全国工业利润低了26.24%，不少大型抗生素生产企业利润下滑接近50%。而与国内企业的这种低利润相比，外国制药企业的利润高得惊人。相关数据表明，2004年全年，美国辉瑞公司利润上升191%，达到113.6亿美元；销售额上升17%，升至525.1亿美元，其利润与销售收入的百分比达到了22%左右。而据英国阿斯利康公司公布的2005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今年第一季度，其销售收入为57.43亿美元，利润为14.53亿美元，分别比2004年同期增长9%与34%，利润与销售收入之间的百分比高达26%左右。
安邦咨询公司分析师苏晶认为，国内电子和医药企业，在规模扩大时，缺乏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不足，产品附加值低、这使企业核心竞争力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并没有根本的提高，因此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难免受到冲击。
另外，国内电子企业大多依靠重组的方式进行规模扩张。在规模的基数直线增长、而竞争力没有成比例提高的情况下，反而增加了企业的风险。以海尔最近竞购美泰为例，东方高圣投资公司分析师冀书鹏认为，海尔竞购美泰的代价太大，海尔需要付出12.8亿美元的收购价，再加上担负的负债，总需付出超23亿美元。如果收购成功，虽然海尔的销售收入会大增，但利润率反而会受拖累。
很显然，企业规模的扩大并不代表企业整体实力的增强，正象《天下无贼》中那句经典台词“开好车的一定是好人吗？”企业做大不等于做强。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就象缺钙的巨人，在激烈的市场风雨中，显然难以立足。
竞争力的核心瓶颈
那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中外500强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呢？
当我们回首国际市场3G的竞争，从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就在WCDMA网络在欧洲逐步扩展的时候，一家一向比较低调的公司却不断创造出令人惊异的业绩，在市场上不断获得新的WCDMA商业合同，这家公司就是全球500强第21位的西门子。
在3G标准制订的过程中，西门子就一直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在欧洲WCDMA的试运行、商业网建设等各个阶段，西门子都处于领先地位，包括欧洲第一个实验网以及欧洲第一个商业网，都是由西门子开通的。目前，西门子有三万多个基站投入商业运营，全世界有19个国家的26个运营商在使用西门子的WCDMA设备。在全球450万WCDMA商业用户中，有430万用户要使用到西门子的WCDMA设备。
在西门子看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依靠的主要是技术领先。因此，西门子一直在发挥自己的优势，做着脚踏实地的技术创新工作，这是西门子取得良好业绩的根本所在。
在先进技术的获得上，引进与创新是两种选择。目前，我国500强企业中不少以引进技术为主，一些企业的技术引进费用与研发费用之比，在最高峰时期达到12：1。但一味地追求引进并未达到明显的效果。一些企业甚至陷入了“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和“能力弱-依赖-越依赖-越弱”的双重怪圈。
在液晶市场踌躇满志的京东方，通过并购现代显示和冠捷科技如愿获得了第5代液晶显示技术的知识产权，正当其要大展身手时，索尼和松下已相继开发成功了第6代和第7代液晶显示技术。由于自主研发能力的不足，花高额代价引进的技术在京东方手中无疑成了鸡肋。
国内500强第10位的宝钢集团无论在生产规模、产品种类、资产总额，还是营业收入上都可称得上钢铁巨头。但在全球500强中却仅排名309位。和500强中蒂森克虏伯、新日铁、阿塞洛等世界一流同行相比，宝钢在新产品创新、高端市场占有率、持续的成本优势、自主知识产权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距。
而排名全球500强第157位的新日铁走的则是“引进——消化——创新”之路。
新日铁从一开始就大量引进世界先进的炼钢技术。从奥地利引进的“纯氧转炉炼钢”使日本钢铁技术迅速发展，产量猛增。1957年引进专利时，日本年产钢材1000万吨左右，1970年专利期满时仅转炉钢产量就超过了5000万吨，虽然引进费用达120万美元，而使用这项技术生产的钢材价值却高达60～70亿美元。
在消化与完善既有技术的基础上，新日铁着重加强降低能耗和提高成品率方面的技术创新。新日铁推进连续铸造化可以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使轧制出的最终钢材量提高了7%，而且降低了能源耗费和设备耗损，提高了产品质量。在连铸比率上，1978年法国只占27%，英国只占15%，美国只占14%，而新日铁则为42.4%；大大加强了日本钢铁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自主研发能力关系到企业的成败，在企业生存和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世界500强对创新能力的重视和创新的实力从其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可见一斑。据不完全统计，国际500强的研发费用占全球研发费用的65％以上，并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上升。2000年全球大企业研发投资前10名，总计投资达433亿英镑。从趋势上看，500强企业研究与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正逐年上升，一般在5％～10％之间。
在汽车行业，入围世界500强的汽车企业科技研发费用平均占其销售额的5%以上，零部件企业研发费用平均占其销售额的6％～8%。在电子行业，
IBM公司的研发费用支出达48.68亿美元，占总营业额的6.2%。惠普、摩托罗拉、英特尔公司分别达7.2%、9.2%、9.4％。松下集团的研发经费达40亿美元,
西门子家电的研发预算为56亿欧元,是总销售额的7.1%,是整个德国研发支出的10%,相当于平均每天投入1.2亿元人民币。
与国际500强相比，中国500强的研发投入则显得捉襟见肘。2000年全国科技研发经费551.1亿元，仅与西门子一家公司的研发经费相当。
有一种观点认为，研发投入越多，企业风险越大。很多国内企业为了规避风险，往往在研发上谨慎投入。然而，从全球500强来看，在研发上的高投入带来的是企业的高利润。
在化纤行业，2000年欧洲化纤业用于研究开发的费用为3. 1亿欧元，其中用于特殊高技术纤维的研发费用超过销售额的5%。
作为全球最大的化工与化纤企业，杜邦每年研发投入12亿美元，拥有5100多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迄今为止已取得25000多项专利，近年来平均每天至少有一项专利获得批准。开发新产品达4万多种，使杜邦公司的技术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长期处于同行中的领先地位。
杜邦公司发明并于70年代实现工业化的以莱卡为商标的氨纶高弹力纤维更是长期称雄于世。2001年“莱卡”商标再次被评为世界10大著名服饰商标之一。同时，高投入的技术研发成果也为企业带来了巨大效益。“莱卡”的品牌优势迅速提升了客户产品的价值，为客户带来更多的利润，从而确立了杜邦公司在产业中的供应商地位。
而国内化纤工业的发展虽然增长迅速，但化纤企业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却显然不足，中国大中型化纤企业的技术研发费用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在1．62％以下，这与世界500强5％～10%的水平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与研发投入相比，研发模式的差距更是制约国内企业发展的瓶颈。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王建军介绍，在技术研发模式上，国际500强普遍采用企业主导型、产学研相结合。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确定要研发的方向，然后以企业为主导，联合大学和研究所共同研发。目前国外公司与学院的结盟速度正在不断加快。2000年4月，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同5所学院组建教育联盟，加快为公司培育信息技术研究开发人才。
进入90年代后，伴随着生产跨国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资本市场全球化和跨国公司高科技化的深入发展，研发投资全球化全面迅速展开。杜邦在美国设有40个实验室，在其他的11个国家和地区有35个研究开发机构。
自1994年加拿大北方电器公司投资成立北京邮电大学-北方电信研究开发中心以来，世界其他一些知名跨国公司相继在华开展研发投资，这些公司包括：摩托罗拉、微软、英特尔、SUN、宝洁、杜邦、诺基亚、爱立信、松下等。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连云山指出，外资研发机构在我国发展势头在逐渐增强。截至2002年底，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建立的研究开发机构已达200家，总投资额达20亿美元。
IBM中国研究中心自1995年9月建立以来，汇集了70多名研究人员。他们对中国的语言、文化与信息技术交融的研究以及在改善企业行为的技术和解决方案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先后向美国专利局申请了50余项专利。
海尔、TCL等企业虽然也在海外设立了研发机构，但与当地市场结合并不紧密。尽管TCL连连出手，把欧洲传统的家电名牌施奈德(德国)、汤姆逊(法国)、阿尔卡特(法国)的相关研发机构置于麾下。但TCL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产品开发，不能象日本和韩国公司那样将研发能力转变为永久竞争优势。李东生承认2004年TCL的研发投入还不到营业收入的3%，如此低的研发投入自然无法保证海外研发机构的正常运转。这直接导致曾经在中国市场上迅速崛起的TCL移动以极快的速度滑落，今年一季度他们交出了一份亏损3.86亿港元的季报。
与世界500强相比，国内500强的研发模式仍然以政府主导为主，无论863计划、星火计划、还是火炬计划，都是政府唱主角。企业、大学、科研院所之间并没有紧密的联系，研发的项目也与市场脱节。产学研结合步伐大大落后于国外企业。
走向富足的必由之路
从中外500强的对比中，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规模与利润的背道而驰，关键原因是国内企业存在技术瓶颈。尽管经济规模得到了迅速壮大，但技术一直是中国大多数企业的“软肋”。缺乏核心技术优势的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明显缺少底气，核心技术的缺乏，成为国内企业全面参与全球竞争的最大桎梏，并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国家实力的进一步壮大。
在今天世界经济舞台上，产品和价格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技术的竞争。企业要想持续发展、做强做大，必须掌握该领域的核心技术，以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才会长盛不衰。
而在技术的获得上，单纯的“拿来主义”依赖引进，是走不远的。引进不是目的，而是途径，要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成果为我所用。引进是为了以后的自主研发，只有加强自主研发，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以技术创新来引领市场，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技术创新上，国内企业应增加技术开发投入，吸引和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科技人才，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主导产品，明确产品的技术含量决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市场价格，在技术创新上的投入会得到高利润的回报。
同时，自主创新不单纯是技术发明本身，而是一个经济过程和一个市场的实现过程。如果一种创新、一种新的产品、一种新的工艺装备不能在市场上转化成产品，不能在市场上销售，这个创新最多只能是一种知识的积累、研究机构的展品。因此自主创新体系必须以企业为主。企业最了解市场，而且产品与技术联合得最紧密。要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开发投入的主体、推广运用的主体。要进行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合，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起开放稳定的合作关系，在企业并购扩张中，加强对技术研发部门的注意力，借助外脑，为我所用。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大背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更使中国企业提高创新能力进而形成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显得刻不容缓。500强是衡量企业成功的标准之一，但不是绝对标准，更不是我国企业发展的终极目标。在全球500强的高大背影中，国内500强是如此渺小，没有核心竞争力的高增长带给企业的只能是贫困和虚弱。
缺乏专利 扼住了企业发展的咽喉
○ 本刊记者 原松华
近日，华为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3G手机U626和数据卡E600摆上了新加坡电信(SingTel)的营业柜台，这是继在中国香港、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瑞典等地区获得商用之后，华为3G终端再次取得的市场突破，也是国产3G终端首次在新加坡上市销售。
在7月20日召开的“华为知识产权之路”专题研讨会上，华为副总裁宋柳平透露了华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参与国际竞争的计划和“秘诀”：华为最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宽大的厂房，而是拥有一系列完全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华为的经历印证了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研发的一条路径选择，给众多的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范本。
技术空心化
权威统计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锭、化纤、摩托车、洗衣机、冰箱、空调、彩电、电脑、手机生产国。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名列全球第四,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我国已经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三大世界级制造基地，制造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四，但仍称不上制造业强国。企业缺乏竞争力、利润微薄、缺乏核心技术也是有目共睹的。
如何使中国制造业避免沦为全球产业链条的最低端，走出笼罩在国人头顶的“廉价”阴影，已成为政府机构、专家学者和制造企业们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有专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用“世界加工厂”替代“世界工厂”比较准确，因为我们缺乏核心技术，只能受制于人。如果我们掌握了核心技术，那就意味着在技术上掌握了主导权，并对上下游产业形成决定性的影响。以联想为例，虽然联想具备了相对较好的品牌优势，但由于缺乏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其最终受益者并不是自己，而是英特尔和微软。
8月15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说，“我国粗放式的经济增长结构不转变，保持9.5%的增长速度就不可能，必然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验证明，凡是成功和有远见的企业家都是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技术开发的。在中国像海尔、华为这样的企业如果有100家、1000家，那么我国转变粗放增长方式的战略就会大有希望”。
在2002年《世界竞争力年鉴》中，我国的研究开发要素在49个国家中列32位，尚属于科技创新能力较弱的国家之一。2002年，中国授权发明专利6000余件，其中2／3
来自在华的外资企业，且这些专利主要集中于IT、生物医药等高技术领域。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字显示，全国大中型企业中71%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开发机构，2/3的企业没有自己的技术开发活动。2003年，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占产品销售的比例是1.52%，其中新产品开发只占产品销售比例的0.66%，国际经验证明，技术开发经费不能低于销售的3%，否则企业就失去了竞争力。高技术企业研发费用要占10%以上。“技术开发的重要性喊了20多年，大多数企业连自己的开发机构和研发活动都没有，很多企业处在生产产品、不搞研发的状况。”郑新立副主任说。
为什么我国企业普遍缺乏技术研发的积极性？
郑新立表示，主要是体制、机制的原因。“中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讲，改革理论有两大创新，一是混合所有的股份制将成为公有制的主要组成形式；第二，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现在大部分企业是国有独资公司，大部分没有把技术开发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在目前的制度下，企业家的想法是，在自己的任期内实施技术研发投放代表着风险的增加、利润的减少，投资后产生的效益可能是下一任的业绩，当然企业的领导没有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因此要改革这种产权制度，建立多元化的产权结构，私人股、外资股、法人股、多元化的股东会，由股东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的作用是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利益，注定要重视技术开发投入，不能有短期行为”。
郑新立一再强调，因此，改变中国目前技术投入少的状况，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产业制度，建立混合所有的股份制企业与相关的公司治理结构。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王景川的话更为直接：“我国多数行业和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基本上依赖国外，缺乏能够支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的技术体系，特别是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面对这种情况，“产业技术空心化的危险”并不是危言耸听。
专利之困
随着美国、日本在一些传统制造领域的优势渐失，知识产权争端已成为他们收复市场的主要非贸易手段。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传统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逐步淡化，技术壁垒的力量则日益凸显。跨国公司不仅仅把“知识产权”当作一个法律手段运用，而且当作一种市场策略在使用。
其目的主要有三点：一是从市场日益扩大的中国企业手中分取一部分利润；二是通过收缴专利费提高中国企业的产品成本，削弱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保卫自己原有市场；三是打压中国竞争对手，降低中国产品的可信度。
一组数字显示了中国正成为制造强国以知识产权为武器激烈狙击的对象:
2003年1月,思科起诉华为,称华为涉嫌盗用、抄袭了思科拥有知识产权的文件和资料并侵犯思科的其他多项专利;
2003年2月,北汽福田公司生产的农用拖拉机和割草机，因涉嫌侵犯美国公司专利被提起“337调查”;
2003年3月,美国辉瑞公司以侵犯伟哥专利为由申请对包括7家中国公司在内的15家企业进行调查;
2003年5月,美国一电池公司指控南孚等24家企业对其无汞电池侵权,要求进行“337调查”……
仅加入世贸以来，我国企业因知识产权纠纷引发的经济赔偿累计超过10亿美元。至今影响最大的案例是“DVD 专利联合许可”系列纠纷，我国的DVD
厂商为此支付日、美、欧企业结盟的“6C”、“3C”等30多亿元人民币，还将继续支付数百亿元人民币。2002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企业因专利赔偿的损失近200亿元人民币，占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1.5％，约占机电产品出口利润的30％。我国企业在众多领域遭受的跨国知识产权纠纷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专家指出，中国内地企业之所以会成为他们的专利大战目标，因为目前一些国内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已具有市场份额高、跟随主流技术、没有专利积累等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既可以一击即中，获得丰厚的专利费回报，又能使对手的市场受到严重打压。因此，一些行业和企业可能随时接到跨国公司的专利诉讼状。我国摩托车行业近几年所遭遇的知识产权纠纷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与国外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则表现得比较被动。正面临着日趋增多的知识产权纠纷。
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称，我国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遭受自主知识产权不足的困扰。知识产权纠纷频繁发生，将对我国企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失。
冲出重围
发明专利真正反映了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能力。从数据看，中国国内的专利申请者更多地集中在实用型号以及设计专利上，而国外的申请者则集中在发明专利上。飞利浦拥有约10万项专利权、2.2万个注册商标、1.1万项外观设计和2000个注册域名，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申请的专利数量在全球名列第一位，每年可从自主知识产权中获利数亿欧元，并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飞利浦是3C代表企业，负责亚洲地区DVD机生产企业专利费用的许可和收取。
世界上一些经济、科技大国强国同时又是专利大国。如日本每年发明专利申请达40多万件，美国20多万件，德国15万多件。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企业也是如此。IBM、杜邦、日立、飞利浦等大公司目前拥有有效专利数万件，每年的发明专利申请就有上千件，有的高达1万多件。比如IBM，2002年光是专利转让费就坐收17亿美元。如此多的有效专利成为他们雄霸国际市场最重要的资本。
2002年3月，日本成立了以小泉首相为首的知识产权战略委员会，并明确提出了‘知识产权立国’战略。而过去日本是靠“科技立国”。
“要么拥有专利，要么迎接死亡。”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这样说过。
“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进程看，他们几乎都经历一个10年左右的突变期，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经济发展对科技的依赖程度增大，同时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实现跨越式增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程津培委员说：“一般用5～10年由1%提升到2%以上，这些国家几乎都能同步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向科技驱动型的转变”。
冲出专利困局，走技术创新之路已成为中央级企业的共识。据记者了解，目前，中央企业有各种类型的技术创新机构476家，其中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或企业独立设置的、或与科研机构和大学共建的企业技术研究院、技术中心、研究开发中心等。2004年中央企业用于技术创新的费用总额为767.9亿元，占当年中央企业销售收入的1.5%，其中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为2%。
从技术创新成果看，2002～2004年中央企业投产的新产品22943个，采用新工艺17204项，三年实现重大工艺改进7427项。2004年中央企业用于技术创新的费用支出前10名单位分别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上海宝钢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另外，近几年中央企业申请专利数量逐年上升，以平均28.2%的速度增长。申请发明专利数在申请专利总数中的比重保持在42%的水平。2004年申请专利总数为6579项，其中申请发明专利2853项；授权专利3886项，其中发明专利1265项。专利申请较多的行业主要有石油石化、军工、冶金和科研企业，分别占中央企业申请专利总数的29.9%、20.3%、13.8%和8.9%，这4类企业申请合计4666项，占中央企业申请专利总数的70.9%，石油石化企业排在第一位。
随着技术创新活动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央级企业竞争力明显增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表示， 企业最关键的是要塑造一个“以人为本”的技术创新体制。“我们从国际上看，很多企业研发人员的工资和管理人员的工资是两个工资体系。日本很多企业的研发工资标准甚至比管理人员高。还有研发成果形成专利后，研发人员拥有相应的股权。所以要建立内部的奖金制度，要对研发成果予以重奖；另外，建立创新的激励机制、培育创新的文化、形成有效的产学研技术联盟”。
王一鸣说，从政府的层面上看，要为企业提供一个激励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制环境；其次，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包括改进保护办法，在专利的申请上可以降低申请专利费用标准，提高处罚力度等；另外，加强对通用技术的直接投入，政府的投入应体现“公共性”。此外，在政策层面上，政府该优先采购国内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制定鼓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体制、公平税赋等。
吴敬琏则指出，要保证发明技术的发明家和能把技术变成产品的企业家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企业的独立、市场的规范、平等的竞争等等。我们常常把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变成一个号召，而现在首先应该是将技术进步所需要的这套制度建立起来，有了这套制度，科学的昌明，技术的产品化才能成为全社会的事业”。
当我国钢铁年产量超过3亿吨，每年仍在进口大量的钢铁；
当我国成为世界第一钢铁大国的时候，国内许多钢铁企业却开始面对“亏损”这个严峻的课题；
大而不强、多而不优，既是我国钢铁业产品结构的问题，也是钢铁企业成长中的问题。
中国钢企 虚弱的世界第一
○ 本刊记者 李晓明
令人忧虑的“世界第一”
中国钢铁行业保持着许多“世界之最”的记录——
自1996年钢产量首次超过1亿吨大关并跃居世界第一位以后，中国钢产量已经连续9年居世界第一位，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最大的钢铁消费国、最大的钢铁净进口国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2004年，中国的粗钢产量达到2.72亿吨，占全球10.5亿吨钢产量的25.8%，是日本、美国、俄罗斯三国钢产量的总和。
今年我国钢产量在5月达到最高点2972万吨之后，虽然6、7月产量呈现缓步回落趋势，产钢量分别为2854万吨、2924.38万吨，继续保持了产量快速增长的势头。如果今后几个月钢产量继续保持高位，我国今年钢铁产量将达3.3亿吨，与去年2.72亿吨年产量相比，预计我国今年钢产量将增长6000万吨。
数据显示，今年1～7月份，全国共产钢1.94亿吨，同比增长28.06%，同比增加粗钢产量4245万吨。生产生铁1.83万吨，同比增长32.53%，同比增加生铁产量3855万吨。生产钢材2.04万吨，同比增长25.85%，同比增加钢材产量4184万吨。生产铁原矿2.08万吨，同比增长27.87%，同比增产4528万吨……都保持了大幅增长势头。
而目前在建钢铁项目总规模达1亿多吨、占现有产能的近60%，投资额是正常年份的4～5倍！2002年我国钢铁行业投资总额704亿，2003年增长89%达1329亿元，2004年增长更进一步。
自从2003年中国钢铁产量突破2亿吨之后，作为世界上惟一年产钢超过2亿吨的国家，中国已经稳坐世界钢铁大国的第一把交椅。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钢铁企业的规模小，效益低，产品档次低，技术含量不高。
有资料表明，我国现有钢铁企业871家，其中年产量超过500万吨的仅有15家，产量仅占总产量的44%。也就是说，目前我国仍有56%的钢铁是由中小企业生产的。这些小钢厂、小铁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质量差，而且消耗了较多的资源，造成了更多的污染。
中国冶金规划院副院长李新创说，国内2.7亿吨的粗钢产能中有2亿吨不符合现有的产业政策要求，生产企业势必被逐步淘汰。由此而生的一个共识是，钢铁大国并不等于钢铁强国，而真正的强国也未必追求所谓的“大”。
虚弱的钢铁巨人
钢铁行业的新技术都是用发明人来命名的，而这些技术里没有一个中国人名——这就是中国，一个钢铁巨人所面对的尴尬局面。
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司长刘铁男说：“如此高的产量，很多产品照样生产不出来，几亿的钢产量不是光荣的事！”在发改委看来，最为严重的矛盾，则是钢铁总量和产业结构的矛盾。
的确，在世界第一的产钢量中，普通钢材占了很大比例，而高档板材占了进口钢材的86%左右，说明我国钢铁工业的产业结构层次仍较低——
我国钢生产能力占世界1/10，但产品在世界市场占有率仅为2%左右；
我国上半年进口钢材1321.95万吨，平均每吨钢材进口价格978.87美元/吨；出口钢材1157.25万吨，平均每吨钢材出口价格631.92美元/吨。平均每吨钢材进口与出口的价差达346.95美元/吨，进口与出口产品的结构、技术含量仍存在明显的差距。
由于我国的钢铁企业一味追求生产规模而忽视产品结构，终于在2005年尝到了由此带来的恶果——
我国的钢铁价格在连续上涨35个月后，在2005年开始走低。截至6月上旬，北京、上海的大规格螺纹钢的市场价格分别先后跌破3000元/吨，累计降幅达到了800元/吨，其中仅仅6月以内，大规格螺纹的价格降幅就达350元/吨左右。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统计，全国钢材市场价格综合指数从今年3月份的最高点至今已下跌了大约9%。科技含量较低的螺纹钢、线材等建筑用钢，跌幅尤为明显。
在国际、国内市场钢材价格下跌过程中，高端产品的价格相对稳定，有的不降反升，比如日本市场的汽车板今年上半年提价1万日元/吨；而大路货的普通产品，受供大于求的影响，市场价格下跌，甚至跌落到行业平均生产成本以下。这说明在供求关系的作用下，钢材品种的市场价格正在出现两极分化的态势。
今年上半年，普通产品产能过剩与高端产品产能不足并存。以冷轧薄板为代表的高端产品产能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尚需依靠进口，今年上半年进口板材总量1153.03万吨中，冷轧薄板卷345.56万吨，镀层板269.46万吨，不锈板168.84万吨，电工钢66.67万吨，合金板44.75万吨，彩涂板20.12万吨，上述6个品种合计915.4万吨。
我国的西气东输建设、奥运“鸟巢”、“水立方”游泳中心、央视大厦所需钢材都是高技术含量产品，但目前能够为这些工程供给产品的国内钢铁企业寥寥无几，这些工程核心部位的特殊用钢仍需要进口来解决。
据今年年初权威的“世界钢铁动态”（WSD）发布的全球钢铁企业竞争力排名，韩国的浦项制铁、俄罗斯的塞瓦斯托公司等雄居前列，甚至印度的米塔尔公司也后来居上。而中国的宝钢、鞍钢等，在综合竞争力方面仍稍逊一筹。
提升核心竞争力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是产业技术。总体上，我国钢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比较薄弱，有关统计数据表明现状堪忧：全行业用于技术研究上的投资不到年销售额的2%，在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发展规划中根本找不到“研发”一词。
钢铁强国的一个首要标准应该是世界领先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要有能力大批量生产高性能、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同时，也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位置。但是，目前我国的钢材产品大路货多，而高精尖的产品少。一些高档次、高附加值的产品，我国大多不能生产，有的即使能够生产，质量也不及国外先进，仍需进口。
产业发展≠产量增长
我国与日本、美国、西欧的钢铁工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先进企业和落后企业差距很大，首先是产品质量水平和成本水平相差很大。
在21世纪，钢铁工业的发展基本态势是向集约化、高技术化以及产品成本降低方向发展。所以，全球钢材价值量的增长大于钢产量的增长，这是全球钢铁工业的基本趋势（美国不锈钢、工具钢、铬基和镍基钢、电工钢占总量2%，价值量占钢总价值量12%）。
美、日等国家钢产量达到最高点后，虽然数量不再增长，但钢铁工业并非不再发展，其继续发展的共同点是优、特钢，合金钢比重上升。欧洲、美国、日本钢铁产品已经向特、精、高的方向发展，向深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发展，向低成本、高效率、生态型企业发展，以确保钢铁工业可持续发展。
全世界优特钢的总量约8000万吨，占世界粗钢总量10%左右。国外生产优特钢的主要国家有日本、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韩国和瑞典等。这些国家优特钢产量约5500万吨，约占世界优特钢产量的70%。其优特钢占钢总产量的比例，除瑞典的优特钢比达30%～50%外，其余国家的优特钢比均在10%～20%之间。瑞典的特殊钢比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虽然其钢产量较小，但其优特钢在全球市场占有领先地位，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相比之下，我国特钢比例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国优特钢比例一直徘徊在10%～12%。合金钢比例仅4%～5%。若我国优特钢比例达到15%，按我国粗钢总量水平计算，国内优特钢总量应达到3500～4500万吨水平。
具体分析我国优特钢品种中29.4%是以优质碳结钢为代表的低端产品，64.4%为以合金钢为代表的中端产品，而以不锈钢冷轧薄板和合金工模具钢为代表的高端产品仅占6.2%。而日本优特钢产品结构为：高端产品25%，中端产品占51%，低端产品占24%。
近年，我国平均每年进口的优特钢产品都在200万吨的水平，90%属于不锈钢冷轧薄板等优特钢高端产品。
随着国内机械、汽车、电子等行业使用钢材标准和水平的提高，我国优特钢在总量上是有发展空间的。
高端产品缺口引来国际巨头
同样在中国投资钢铁业，国际巨头却选择了不同的投资策略。
蒂森克虏伯正在有系统地在中国扩大业务，集中于为汽车行业供应高增值产品。在汽车用钢材领域，蒂森克虏伯在中国市场已经成绩斐然。
2003年12月投产的鞍钢新轧－蒂森克虏伯镀锌钢板有限公司，年生产量可达40万吨。
2004年蒂森克虏伯武汉工厂的激光拼焊板项目投产，另一家激光拼焊板的合资公司正在长春筹建。
与蒂森克虏伯一起看好中国市场的还有其他国际钢铁业巨头。以汽车用特殊钢为例，为汽车零配件厂商提供精密管材的海德鲁铝业（苏州）有限公司已经在5月底开业；法雷奥集团宣布了在中国发展的新计划；德国马勒将投资3亿元，在奉贤设立中国区总部以及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美国德纳则与大众、通用携手为即将推出的新车型提供部件，可能在国内投资建设新厂。
国家一方面对钢铁业实施宏观调控，严格限制与钢铁有关的各项投资；而另一方面，外资钢铁公司来势汹涌，无论是独资建厂，还是合资上项目，都在紧盯中国高端钢铁产品巨额的利润——
2004年3月1日，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与中国武钢、马钢、沙钢、唐钢等钢铁企业合资设立乌伊拉拉公司；
2004年4月，全球最大的彩涂钢板生产企业之一的博思格落户苏州工业园，总投资约合18亿元人民币；
2004年6月，德国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与鞍钢集团共同投资1.8亿美元建设的年产40万吨热镀锌板项目开业；
2004年8月，世界三大钢铁巨头宝钢股份、新日铁和阿赛洛在中国上海合资设立高等级汽车板公司，投资总额为65亿元人民币；
2004年12月6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出席了乔治玛林钢铁公司北京代表处的成立庆典；
2005年4月，德国蒂森克虏伯汽车股份公司投资1500万欧元兴建的蒂森克虏伯发动机（大连）有限公司在大连开发区奠基。
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执行董事会主席舒尔茨表示，蒂森克虏伯不刻意追求中国市场量的突破，而集中精力拿下汽车、铁路等行业的各种高端钢材市场，确保质量和利润。
目前来看，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在汽车用特殊钢、城市轨道交通用钢，发电机曲轴用钢以及重型工业厂房建设用钢等方面的需求相当强劲，这些钢铁高端产品市场的增长与主要针对抑制低端产品的宏观调控政策没有关系， 舒尔茨说。
中国钢铁业，出路何在
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优化产品结构、提高质量、扩大品种上来，着力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已经成为中国钢铁业的强身之路。
日前，上海宝钢集团规划：至2010年，特殊钢分公司每年将生产优质商品材115万吨，延伸加工特殊钢材38.4万吨，构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特钢精品制造基地和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研发基地，形成未来我国特钢发展中坚力量。
几乎同时，宝钢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超高强度钢T250，日前获得我国航天领域特许用户许可证，标志着宝钢在特殊钢精品研发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经过综合性能测试，新一代T250超高强度钢各项技术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其中强度和塑性大大提高。目前该产品两项关键技术正在申请国家专利，特殊钢技术中心也正加快其产业化进程。
而马钢，则把企业精力放在了彩涂钢板上，围绕市场需求，大力研发市场畅销的新产品。马钢通过技术攻关，开展自主技术创新活动，加快了彩涂板新产品的研制开发，目前，已开发了21种颜色的彩涂板新产品，进行技术储备，做有特色、差异化产品，以适应市场需求。尤其是“马钢白”品种，在7月份市场销售中深受用户青睐，定单不断增加，销售行情看好。目前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二位。
瞄准彩涂钢板的还有昆明钢铁公司。据悉，总投资额4.7亿元、占地4万平方米的镀锌彩涂板厂已经建成投产，昆钢通过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已经形成了年产15万吨镀锌卷板和10万吨彩涂卷板的能力，它不仅改变了昆钢过去以管线棒型钢为主的黑色钢材的产品格局，而且具有了西南地区最大规模的镀锌板彩涂板的“彩色钢铁”的生产基地，在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工艺水平、增加产品附加值的同时，为进入国内市场和东南亚国际市场创造了条件。
日前，中天钢铁集团年产60万优质合金钢生产线开始正式投产。该工程总投资近1亿元，加热炉全部利用公司高炉煤气，在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效果十分明显；整个轧制过程采用PLC控制，自动化程度高，可年产优质合金钢60万吨，年新增产值、销售收入25亿元。
由于产品结构的改变，一些龙头企业已经尝到了甜头——
2005年上半年实现利润最多的企业是宝钢集团（136.78亿元）、鞍钢集团（70.18亿元）、武钢集团（42.56亿元），三户企业合计249.52亿元，占总额的50.68%，行业盈利呈现明显向优势企业集中的趋势，企业之间的盈利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竞争能力方面，5月份纳入统计的55户大中型钢铁企业，钢铁主业吨材平均销售收入4054元/吨，由于产品结构的差异，最高的太钢集团7839元/吨、宝钢股份7296元/吨，而最低的2户企业只有2826元/吨，高低差距达2.77倍。
我国已经成为钢铁大国，但远远称不上钢铁强国。过硬的产业需要过硬的产品，而过硬的产品来自实实在在的科研投入。从这个意义上说，制约我国钢铁产业发展的不是进口铁矿石的价格，也不是煤炭产量，而是科研投入。
中国汽车行业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但是它的成长轨迹健康吗？
中国汽车 羸弱的巨人
○ 布尔古德
由于来自中国的业务日益增加，乔治亚罗（Giugiaro）的Italdesign设计公司在上海开设了办事处，还有一位中国人帮助他在中国发展业务。平宁法利纳（Pininfarina）也在频频往来于中国和意大利。这位令人尊敬的设计大师包揽了近几十年以来所有的法拉利跑车设计。
中国吸引这些世界级设计大师的，是日益扩大的汽车市场。据预测，中国汽车2005年的销量将达到560万辆。电视上，新车的广告越来越让人眼花缭乱，市场新车频现、产量屡创新高。
但就在此时，却不断有经济学家预测中国汽车的增速开始减缓。经历了前两年的“井喷”行情之后，颇多的消费者停留在了持币待购的状态。汽车厂家的状态慢慢出现分化，有的汽车厂处在供不应求的状态，但是有的厂家已经陷入了开工量严重不足的窘境。曾经预言“20年后中国汽车市场世界第一”的通用中国董事长墨菲也离开了他服务30年的通用汽车。
成长的背后，是成长的危机。中国的汽车工业，在繁荣的下面还隐藏着些什么呢？
本土品牌价值缺失
生产于沈阳的中华轿车是自主品牌的优秀代表。
中华尊驰的造型风格非常欧洲化，车身和悬挂更是经过了德国保时捷的调教，“连粘结剂都是用的全世界最好的‘德国汉高’”，沈阳华晨的一位工程师说。德国的专业试车员开过以后对尊驰赞不绝口，认为和尊驰同等规格的轿车在欧洲的售价要超过30万人民币。中华尊驰在中国的价格区间在13～17万，但是始终没有获得市场认可。经销商说：“价格还是有点高”。
奇瑞是另一家中国本土汽车厂。在数年前，奇瑞模仿韩国大宇的Magnus制造了自己的“东方之子”。几年后，上海通用也把大宇的Magnus引进到中国市场，改换成雪佛兰的标志，命名为“景程”。据业内人士透露，两辆车的外形尺寸极为相似，而且很多部件都可以互相换用，可以说是“同宗兄弟”。但是，两者的市场价格却完全不一样。挂上了“金领结”的景程比它的“私生子兄弟”要贵了很多。
价格上的差距反映了品牌价值的差距。雪佛兰Suburban改头换面换上卡迪拉克的标志，马上变成了另一个阶层的奢侈品。买了哈飞赛马、东南菱帅的车主把原有的标志换成日本三菱，也是为了让自己的座车“显得”更有价值。
业内人士提出，中国汽车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主品牌价值。
哈飞汽车总经理崔学文对于品牌价值的感触更深，因为哈飞汽车是最早进行“自主开发”的中国本土车厂之一。他说：“自主品牌比自主开发更难。我早就在搞自主开发了，先是中意，然后是路宝，都是具有21世纪设计理念的产品。车绝对是好车，很多人都认可。但是，2003年一年只卖了32000辆，连前10名都没进，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品牌不响，国内消费者不认”。
在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中，原有的对于国产化指标的限制被取消。如果站在全球化的立场上看，中国汽车应该善于利用全球的资源发展自己。包括利用国外的开发力量、全球采购零配件、在全球寻找合作伙伴等。
无论选择“自主研发”还是“全球招标”，最终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品牌价值。汽车产业注重的是最后产品，即符合市场需求的整车产品。而前期诸如设计、零配件、生产这些程序，并不要求必须是自主完成。
就如同美国的“耐克”运动鞋，设计可以聘请独立设计师完成，生产更是在全球范围选择成本最低的地方完成，自己只有一个“swoosh”的品牌。但是，只要打上这个标志，鞋的价格马上可以提高数倍。品牌价值的背后，是消费者对于品牌代表的质量标准、设计风格以及品牌文化的认同。
开放的中国需要更加全球化的视野。中国可以通过与国际企业进行合作实现技术进步，但是自主品牌价值的积累却难以在一朝一夕间完成。
技术主导权由外方掌控
消费者对于产品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的要求日益提高。而中国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一直很有限。从新产品上市的速度看，本土车厂不进行研发似乎并未影响新车型进入中国市场。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据崔学文介绍，中国汽车厂引进一款车型，通常要付出高达上千万美元的技术转让费。引进的车型越先进，中国需要付出的技术转让费就越高。
中国汽车厂家认为自己节省了大笔的研发开支，但是却付出了高额的技术转让费，最后也没有获得技术的所有权。由于技术的所有权由外方掌控，在引进车型的选择上，外方具有主导权。而在产品改型的时候，也必须要取得外方合作伙伴的首肯。从尊重知识产权的角度看，国际厂商投入巨资进行研发，他们的劳动必须得到尊重。但是对于中国汽车企业来说，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中国企业会慢慢意识到研发上花费的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福特汽车的一名工程师说。业内人士指出，如果中国汽车企业把付出的技术转让费用于自主研发或者委托研发，至少还能换回相应的自主知识产权。而现在，大量的销售利润以“技术转让费”的形式付给外国厂家，换来的只是新车型的生产权。因为缺少技术主导权，中国汽车企业正在沦为外资品牌的附庸。
控制成本偷工减料
沈阳的一名汽车技术工程师最近惊奇地发现，一辆两箱式“吉利”轿车竟然没有“中涂”。“一般来说看不出来，只有把面漆刮掉以后，专业人士才能发现”，这位工程师说，“这样做的后果是总漆膜薄了，车身的防腐性能略微有所下降。但是从成本看，一辆车至少能节省几百元的涂料钱，此外，还节省了废漆处理的费用”。
由于市场对于低价产品的欢迎，厂家不得不尽可能地控制成本。控制成本本来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对于某些厂家来说，减少工序成了发掘“潜力”的手段之一。减少喷涂次数、减少焊点等做法，据说都曾被国内的某些汽车厂采用。减少工序不仅能够节省下生产过程中的消耗品费用、节约生产时间，而且如果规划得当，在最初建设工厂的时候，还能够节省大量的设备采购费用。
配件采购也是控制成本的重要环节。在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分布着大大小小数百家汽车配件厂。这些配件厂本身规模不同，生产的配件质量也良莠不齐。通常，合资配件厂和一些实力雄厚的厂家会比较注重产品质量，而一些小厂家的技术力量薄弱，生产设备简陋，配件质量难以保证，唯一的优势就是价格低。某些整车厂出于“控制成本”的考虑，选用那些价格低但是质量不稳定的产品，使得汽车由于配件质量问题“小毛病不断”。
与此相若，很多国际大厂采用的是另外一种“节约战术”。为了在价格上更具有竞争力，国际车厂悄悄地把很多新技术产品从汽车上换掉了。比如在国外可能安装4个气囊，在国内就减少成了两个；在国外ESP、TCS等电子设备一应俱全，到了国内生产，就只留下一个ABS；原装的5档自动变速器被换成4档自动变速；落后的发动机改头换面安装到新车型上......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如此控制成本，是以牺牲汽车品质为代价，将在未来对汽车质量和品牌声誉造成负面影响，不啻于杀鸡取卵的行为。
主力大厂的绥靖政策
中国汽车工业的格局，一度被规划为“三大三小”。按照最初的计划，三家大型汽车集团本应背负起发展中国汽车工业的重要任务。但是环顾当今的中国汽车工业，真正在积极进取、自主研发的厂家并不是那几个大型汽车集团。
奇瑞投资20多亿元人民币建设自己的发动机基地和研发中心；哈飞聘请平尼法利纳为自己设计新车；长城汽车“每天进步一点点”......这些中国汽车产业的后来者，成了中国汽车市场上最积极的力量。而几个中国的汽车巨头，却大多躺在合资企业的身上，计算着自己兜里的那点收益。
在旧有的政策保护之下，大型汽车集团全都成为外国汽车厂家合资的首选对象。大型汽车集团旗下是外方合作伙伴的品牌和产品。有了外方在建设渠道、规划市场方面的协助，中国的汽车集团自己也就不愿意培育自己的自主开发能力、建立自主知识品牌，因为这样费时费事费力。相比之下，引进现成的品牌却马上可以赚钱；如果政策允许，他们甚至恨不得直接购买散件组装，这样连建设生产线的开销都可以省了。
中国汽车市场上，只有少数势单力薄的“敌后武工队”在抵抗外资一轮又一轮的攻势。由于缺少主力“正规军”的参与，尽管“敌后武工队”很积极很用心，但火力毕竟不如正规军强大。大型集团的“绥靖主义”让本土汽车的未来变成了一个未知数。
创新能力低劣
雨燕是日本铃木汽车公司的新产品，以欧洲为目标市场。数月前，长安铃木生产的雨燕开始在中国上市，很多车评人指出雨燕的身上带有浓厚的Mini
Cooper风格。但是从雨燕的身上，又无法指出什么具体的特征是拷贝Mini Cooper的。雨燕的设计技巧显然比较成熟，设计师知道，模仿Mini
Cooper这样的名车，追求的是神似。
相比之下，也许由于自主开发能力的限制，中国本土汽车厂在设计新产品的时候，只有模仿，没有提高。中国汽车厂大多是通过“逆向工程”，即把原车拆散，量取每一个零部件的尺寸，得出车辆的相关数据，然后照猫画虎进行生产。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自己的产品难以摆脱“克隆品”的外形。
“最恨这些抄袭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这句被套用的台词，恐怕说出了很多外国汽车厂商的心里话。
奇瑞QQ是从大宇Matiz脱身而来的。尽管奇瑞在一些细节上进行了改动，但从整体布局、车门、外形尺寸等方面看，QQ仍没有摆脱“克隆”的形象。从市场看，QQ取得了成功。正是因为有了奇瑞QQ，上海通用引进Matiz生产的Spark不得不降低价格。QQ成功地促进了汽车价格平民化的步伐。
但是，通用显然不愿意看到奇瑞凭借这些“抄来的”汽车抢走了自己的市场。通用汽车公司几个月以前在全世界多个国家对奇瑞提起了诉讼，希望藉此打击奇瑞在全世界的拓张步伐。很多中国的设计师为QQ惋惜。Matiz是乔治亚罗1998年的设计，从新车开发的时间规律上看，造型上正是需要改进的时候。只要QQ能够略微在Matiz的设计基础上再提高一步，就能够避免通用汽车的此番征讨。
QQ只是中国汽车缺乏创造能力的负面典型之一。
河北省保定市的长城汽车（2333，HK）以其低价格的越野车闻名。其下的主要产品“赛弗”是按照1990～1995年款的丰田4Runner仿制而成的。日产汽车公司（Nissan）则出面指责长城汽车公司的另一款SUV“赛影”抄袭了日产的设计。
“从历史上看，212吉普模仿的是苏联嘎斯吉普；老红旗的那个‘宫灯式’尾灯，也和50年代美国豪华轿车的鳍式尾灯非常相似”，一位从美国回来的设计师说，“红旗就是中国轿车的写照，抄袭模仿的多，自己创造设计的少”。
面对一个又一个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汽车工业其实始终就没有真正自己设计过。
“现在中国的汽车厂也开始知道了不能全盘拷贝西方的设计，但又不知怎么把自己的特点修改上去”，一位业内人士说，“很多车连最基本的造型语言都运用不好。还有的设计师一味地想把中国传统文化搞到汽车设计上去，手法又太幼稚，动辄把‘九梁十八柱’或者特别具象的“龙”放到水箱罩上。现代汽车设计是那么搞的吗？”他笑着说。
用车环境恶劣
中国汽车陷入弱势发展境地，除了汽车企业本身的问题，周围的社会环境对汽车工业发展造成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几个主要的负面影响包括：
燃油质量
当大众汽车公司拒绝把FSI（缸内直喷）发动机引进到中国时，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汽车的燃油质量太低。奔驰公司，也把S级轿车曾经发生过的几次发动机严重故障归咎于中国的汽油质量。据很多车主反应，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汽油质量还基本能保证，但是到了乡镇级的加油站，燃油质量到底如何就很难说了。现代发动机对燃油的要求越来越高，没有好的燃油，直接限制了中国发展新发动机技术。
低排量车遭歧视
根据长安汽车对于国内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小排量汽车的城市进行的调查，中国共有29个省、市、自治区的84个城市出台了各种政策，对小排量汽车进行或明或暗的限制和排斥。而这个数字在2004年的时候，还是68个。
由于燃油价格不断上涨，更多消费者在选购乘用车时倾向购买价格和油耗低的车型。小排量汽车是活跃汽车产业的重要标志，但是在中国，对小排量的限制已经威胁了整个产业的未来。
洋崇拜
中国消费者对于“洋品牌”有着本能式的热爱，对“洋技术”更有着近乎崇拜式的信赖。这就从消费心理上把本土企业产品置于“二流”位置，在中国本土汽车厂的发展空间上铺上了一层“透明的天花板”。
中国汽车企业经历的，日本人和韩国人都曾经经历过。但是，那两个民族凭借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走出了困境。“卧薪尝胆”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成语，而应该成为中国汽车人的座右铭。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时候，中国汽车企业应该学会借助“大市”的力量，实现自身的强大。我们不希望多年之后，在中国汽车厂的墓志铭上，写着“这个人一辈子没有什么财产，他唯一擅长就是组装别人的东西”。
中国制造国际化生态扫描
○ 张锐
从踏进国际市场的第一天起，赋注着民族精神的“中国制造”就一直牢牢地牵引着国人的视线。纵横捭阖、一路斩获之时，我们为其高呼；遭遇悱恻、出师失利之时，人们替她捏汗。所有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经历的跌宕都会不约而同地引发民族情感的颤动。而最重要的是，充满希望和曲折的“中国制造”国际化路径正在以其复杂的背景和饱满的过程向我们提供一个重新思考与解读的机会。
“海外军团”的光荣之旅
是对国际市场的好奇使然，还是为了追逐丰厚的海外利润，抑或是企图寻找更广阔的生存空间，甚至是如同管理学家安迪·格鲁夫所言的主观偏执，尽管对于中国企业出击海外市场动机的剖面是色彩斑斓，但结果却只有一个：“中国制造”正在全球市场进行着见缝插针的渗透、无处不在的蔓延。
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美国人一天24小时，从起床的闹铃、上班的公文包、吃饭的桌椅、旅游的休闲鞋、孩子的玩具到睡觉的拖鞋睡衣，“中国制造”的标签随处可见。而另一个十分具体的数据是，2004年，中国向全球出口鞋类产品58.8亿双。地球村里平均每个人就要穿1.2双中国鞋……
国内产业中最早市场化的中国家电业无疑是在海外垦地拓疆的骁勇与翘楚。作为第一个向海外发出“中国制造”声音的海尔集团如今所采撷到的果实就像他在外闯荡的丰富经历一样显得十分厚重：在全球，海尔拥有58个贸易中心、17个设计中心、11个工业园、46个工厂、5.3万个销售网点。而最新资料表明，仅2005年上半年，海尔就拿出7.07亿美元的出口成绩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继海尔之后，TCL、长虹、康佳等一支支劲旅纷纷转战国际市场。
精英人物总在不断地创造并影响着历史。作为中国IT行业第一代言人——联想集团原董事局主席柳传志的成长生涯清晰记录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辉煌。20年前，40多岁的柳传志穿着父亲送给他的褪色中山装第一次参加IBM
PC代理商会议时，只能坐在最后一排，而且没任何发言机会。那时的联想，还只是中关村众多国外品牌PC代理商中毫不起眼的一个。弹指一挥间，20年后，柳传志却以一个“蛇吞象”的故事把IBM的PC业务纳入囊中，一举坐拥世界第三大电脑供应商的交椅。站在鲜花和镁光灯下的柳传志宣布这一消息时难掩心中的激动：对比20年前，台上与台下、奢华与寒酸，从微观的视角彰显了中国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的非凡与不俗。
发生在柳传志和联想身上的一切，不过是中国企业国际化之路的一个缩影。TCL将汤姆逊和阿尔卡特等国际老牌企业纳入旗中，中国网通将韩国现代液晶项目和冠捷科技显示器项目置于麾下以及中国海洋石油公司以185亿美元价格竞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一切的成功或未竟都预示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一个新时代——资本并购时代的来临。
进入“世界500强”是当今中国众多企业心中一个难以磨灭的图腾，正是如此，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中一步步逼近自己理想的彼岸。在2005年“世界500强的排行榜中，中国已有16家企业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尽管海尔集团以2亿元之差再次与500强失之交臂，但由张瑞敏首倡的“500强情结”却在快速地传递——华为、TCL、联想甚至一向低调的国美老总黄光裕都先后高擎起了冲击世界500强的大旗。中国制造试图在凌厉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完成形体上的飞跃动作。
成就自己的同时也成就着别人，国际市场中的“双赢”在中国企业的手中显得格外地厚实。据摩根士丹利统计，从1996年到2003年，中国的廉价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2005年，美国从中国内地的进口总额将可能达到1560亿美元，这意味着从中国内地进口的产品在到达美国消费终端之前，美国企业可以增加6250亿美元的价值，这部分价值相当于美国GDP的5.8％，意味着在美国有超过800万的工作岗位与中国内地的进口紧密相连。无独有偶，虽然欧盟对中国纺织品的“设限”，但欧洲服装零售商却陷入到了中国纺织品需求旺盛而供给短缺的困扰之中，欧洲人的正常消费也由此受到抑制。据此，四位来自荷兰、丹麦、瑞典和芬兰的政府部长近日纷纷撰文指出：如果欧盟不减少对中国服装产品的限制措施，将面临失业和破产的危险。而情急之中的欧盟委员会也承诺将与中国有关方面进行磋商，以求解决之道。西谚上说：“不管怎样，生活还将继续”。“中国制造”在跨进国际市场的同时，也将自己植入到了异国人民丰富的生活之中。
贸易繁华背后的危机
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数字：2004年中国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10000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快速上升到第三位。其中货物贸易出口总额5934亿美元，同比增长35.4%。如此令人心动的阿拉伯数字符号在2005年再次增大。今年上半年，中国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2.7％，贸易顺差达到396.5亿美元，一举突破了2004年全年水平。“中国制造”在大跃进式地挺进海外过程中，也风风火火地将自己的国家送上了贸易大国的显眼位置。
是中国企业在全球财富的瓜分中具有超人一般的“通吃”本事吗？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美国市场上销售的一种儿童玩具，商场的零售标价是100美元。这种玩具的设计商和经销商都是美国公司，生产商是中国企业。玩具设计定型后，美国公司将订单下给一家香港贸易公司，每件价格为50美元；香港贸易公司转手将订单交给中国一家外贸公司，每件价格为22美元；这家外贸公司再向广东和江苏的两家工厂订货，每件价格15美元；包括人工和原材料，工厂的生产成本是12美元；美国公司拿到玩具后，以每件82美元的价格卖给商场。粗略计算下来，中国生产企业的毛利润是每件3美元，中国外贸公司的毛利润是每件7美元，香港贸易公司的毛利28美元，美国公司的毛利32美元，商场的毛利是18美元。在此链条中，中国内地的生产商和外贸公司总共才获得了10美元，只有商品零售价的10%，而其余的90%都叫海外商人拿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种财富的分配方程式几乎对所有的“中国制造”有解。
那么中国企业出口贸易增长的秘诀在哪里？“我们靠的是尽量压低自己产品的成本，扩大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量而撑大出口量。”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以自己丰厚的阅历一语破的。在专家看来，这种十足的重商主义外贸模式已经使中国产品被许多国家当作造成本国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头号杀手而遭遇无情的封堵。从西班牙火烧“中国鞋”，到俄罗斯的“清关贸易”事件，从欧盟对中国彩电强力驱逐，到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大打出手，无数的“中国制造”正在品尝着贸易频繁摩擦的痛苦。据商务部统计，截至今年5月底，已有34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637宗涉及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别调查，这些抵制绝大多数来自于家电、服装、玩具、纺织等领域，而这也正是中国制造业最发达的领域，很多行业已经牢牢占据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地位。
不仅如此，国际力量施于“中国制造”的贸易制裁已经呈现出团体化且无数发展中国家加入其中的格局。在由土耳其、墨西哥和美国等国组织签署并旨在要求世贸组织继续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实行配额管理的《伊斯坦布尔宣言》中，迄今已有45个国家的90多个专业组织提笔签名。其中发展中国家就占了一半以上，且不少是中国传统友好国家。而就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中，印度、菲律宾、印尼等发展中国家先后对中国数十种产品提出了反倾销的要求或作出了反倾销的裁决。
也许我们可以义愤填膺地谴责贸易保护主义的怪诞与凶残，但我们却无法逃脱深深的自省。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且多为最终产品，同时，由于我国劳动力价格便宜，出口厂商在国际市场上一味竞相压价，于是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低价倾销的形象。还须面对，由于中国出口产品过度集中于低端领域，而且对外依存度还很高，事实上很容易出现被许多国家所替代的结果。鲁迅先生说：倘若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B，还是X和Y，都是一样的。套用鲁迅先生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倘若企业不抬头看路，又要走国际化，则无论是低端作业，还是压价倾销，都是一条危机四伏的道路。
制造大国的隐痛
正如巴黎百富勤的研究报告所指，伴随着过去10年中国工业年均12％的增长，2005年前后中国将塑造出制造业大国的生猛形象。事实佐证了百富勤的判断。在中国，10万多亿元国有资本的丰厚家底以及35万户企业衬托下的钢铁、煤炭、石油、化工、建材、彩电等产业足以与相应的跨国公司所在国家的生产能力相匹配，80多种产量居世界第一的产品向世界清晰传递着中国工业前行的脚步声。
但“制造大国”并不等于“制造强国”。
如前所述，进入世界500强是中国许多企业试图成就的梦想，但在一个以资本实力说话的500强大家庭之中，围绕着争夺市场所展开的力量比拼也许还要残酷。不错，中国确实有诸如中石化那样的
“国家队”种子选手已经拿到500强的入场券，而当我们进入这种一个梦寐以求的圈子中，才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与别人的差距。以日前刚刚出炉的2005中国企业500强为例，我们的营业收入只占世界500强营业收入的5.4％，中国500强的资产总量占世界500强资产总量的5.7％，中国500强的利润只占世界500强利润的5.33％。在世界500强面前，中国企业500强的规模弱小程度的确令我们难以挺直腰杆。在国际跨国公司以资本规模与盈利能力控制话语权的时代，中国企业很难进入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开展作业，唯一的选择就是填补低端空白，获取微薄的利润。
低成本的劳动力的确曾是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而且这种资源禀赋本身也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劳动力价格与劳动力素质、劳动条件以及劳动效率是紧密相关的，在同等情况下，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可能是我国的5倍，但其生产力、劳动效率却可能是我国的10倍。以纺织品为例，2004年，欧盟纺织品、服装、革制品缝制加工行业325万人创造了1595亿欧元的产值，全员生产率为4.9万欧元，按现行汇率折合约49万元人民币。中国按全行业1300万人总产值21500亿元计算，人均生产率为16.5万元，仅为前者的1/3多一点。与此同时，中国加工制造业的所谓比较优势正日益被周边国家、拉美国家所模仿，单纯依靠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等资源成本比较优势已经无法为中国企业赢得未来。
当然，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低廉的劳动力供给也许是无限的，但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的供给却是十分有限的，而这才是中国制造的最大软肋。与国际上大型企业动辄将利润的5%甚至10%用于研发相比，中国企业1%左右的投入显得十分地苍白。有资料显示，中国企业的发明专利只有日本和美国的1/30，许多企业的核心技术基本依赖国外进口。最新的世贸组织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彩电企业的生产量约占世界彩电总产量的一半，但当该产业从普通彩电向高清平板化升级时，因为液晶技术和等离子显示技术的核心部分分别掌握在夏普和富士通手上，国内彩电企业却因无能为力而不得不掀起新一轮的引进浪潮。但“引进”并不等于“白拿”。从先前3C、6C联盟向中国DVD制造商的漫天要价，到英特尔、飞利浦、SigmaTel向中国MP3企业张开专利血盆大口，再到日前索尼向长虹等国内6家家电企业开出22项专利收费清单，中国企业一直在承受着巨大的被人宰割之痛。
问题的要害在于，由于没有自己看家核心技术，中国产品很多关键部件都要用人家的品牌，“中国制造”根本无法与洋品牌相匹敌，只好进行“贴牌”生产。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神龙富康，东风雪铁龙都是中国制造，但是法国人从来没有把技术教给中国人，更换一个螺丝钉还要交给法国人，全部技术细节控制在合资企业里面，中国制造在这样的环境中很难孵化出自己技术。同样的结果也发生在纺织品身上。虽然中国纺织品出口居全球第一，但出口中的中国自有品牌占有率不超过10%。中国服装协会一位领导人曾开玩笑说，在欧洲和美国，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一件能代表中国品牌的产品，可是没有一件产品中国人生产不出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也如是说：“我们只知道中国的产品，却不认识中国的公司”。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从规模到技术，从人力要素到品牌形象，“中国制造”在经历磨难与拷问中走到了需要重新调焦与发力的关口。
培养国际化的新生态
不安国内市场之偏偶而跃入国际市场之洪流，本身就代表着“中国制造”挑战自我与他人的英勇与睿智。不经历风雨何以见彩虹。从坎坷与曲折、鲜花与泪水中走过来的“中国制造”也许更懂得与时俱进与变革维新，毕竟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竞技大舞台之上，适者生存的生态规律至今仍然没有被颠覆。
作为企业的最伟大修炼之一，以技术的积累与创新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将伴随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终生。国际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企业不断追求技术创新的过程。在这方面，韩国三星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范本。1990年年初，三星电子产品还摆放在美国商店的角落里，尽管售价要比索尼产品低20%，但却无人问津。于是，三星电子开始了“二次创业”。其核心是在以三星电子为主导，将集团变为一家知识密集型公司。为保持领先优势，三星要求自己在半导体产品的研发方面持续领先日本企业3～6个月。目标在坚持了4年后终于实现。日企在该领域彻底丧失了抵抗力。前不久，三星CEO尹钟龙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对于三星而言，目前有许多事情需要做，但是，第一重要、第二重要、第三重要的事情，都是技术开发。一个国际顶级企业的成功之道可以作为中国企业韬光养晦的立命之本。
当然，静下心来作好技术功课的同时还不能丢失国际贸易的日常化作业。但条条大道通罗马。中国企业必须延长国内产业链条，实现从加工贸易向服务贸易的转型升级，由“候鸟经济”转变为“榕树经济”。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在全球国际服务贸易出现“乘数”扩张并正走向高级化的情况下，中国服务贸易规模则捉襟见肘。2004年，中国贸易进出口额均位居世界排名第三，中国跻身世界贸易大国之列；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却出现了近97亿美元的逆差。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贸易出口总额9%的现有水平，远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由于服务贸易的极度短缺，中国企业产品出口在许多环节不得不委托国外服务贸易企业来进行，由此推高中国产品的物流成本。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我国出口企业的物流费用平均占商品价格的40％，而美国的物流平均只占货价的10%～20%，英国平均为14.8％。中国贸易增长方式极不平衡和成本递增状态迫切要求中国企业的贸易转型。
不过，相对于贸易转型的艰难程度而言，造就一个又一个“中国制造”的世界级品牌可能更加浩繁与艰巨。一般说来，核心技术因素无疑是企业创牌的高级法宝，但仔细审视中国企业的国内市场布局就可发现一条意外的捷径。比如，在类似家电、PC这样高度国际化的市场中，事实上已经很难割裂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之间的关系。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过去15年中，中国基本形成了两个基本阵营：一类是完全融入国际化的生产链，以OEM为主，如格兰仕等；另一类是在本土市场混战中胜出的“草莽英雄”，如TCL、海尔等。有意味的是，昔日的“草莽英雄”都纷纷尝试“国际化”，而已经融入国际生产链的OEM企业却都努力“国内化”——在国内建立渠道、推广自身品牌。不过，这两类中国企业都缺乏核心能力，但“草莽英雄”有很实用的品牌管理能力，OEM出身的企业则深谙国际游戏规则和国际产业链构造。由此引伸出了令人兴奋的话题，即这两类企业如果融合，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未来创牌之举定会风生水起。
（作者：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学教授）
小天鹅集团曾经在中国的洗衣机市场展翅高飞，连续10年持续盈利。但在2002年，同时破了三个纪录：洗衣机销售数量达破纪录的244万台，销售收入达破纪录的100亿元，而亏损也达破纪录的8.68亿元，最终被非家电企业并购……是什么造成了中国家电企业“大而脆弱”的通病？
中国家电 如何走出产业链底端
○ 本刊记者 李晓明
规模与利润的选择
近年来，我国家电产业一直保持着超高速发展的态势。统计显示，我国电视机年产量已超过6000万台，空调机的年产量超过4000万台，电冰箱、洗衣机、电饭锅的年产量超过2000万台，电风扇以及众多小家电的年产量达到或接近上亿台，均列世界首位。制冷压缩机的生产规模也列全球首位，其中冰箱压缩机年产量超过2000万台，空调压缩机年产量超过3500万台。
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早已作出预测：到2005年，全球电子家电产量的77%增量将属于中国，2005年中国电子家电的产量将达到800亿美元。
虽然我国的家电产业增长很快，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企业竞争力还有待提高，突出表现在研发及其投入不足，不少企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二是产品结构尚待优化，技术含量与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比重较低，高端产品规模小。
规模化生产既可以降低成本，又为市场占有率提供了保证。于是，产量成为中国家电企业所津津乐道的业绩。而同质化基础上的规模化量产，必然导致价格战的爆发。
于是，在我国家电行业，每当销售商与制造商、制造商与制造商之间发生龌龊，起因只有价格。到家电卖场看一圈，就会发现国产品牌沉沦于价格战而无法自拔。而国际巨头们的产品价格，则很少变动，对于价格战不屑一顾。
不是国际家电巨头不要市场，在销量与利润之间，他们选择了利润。而利润的不同来源，则成为国内外家电企业的最大区别。无论国内家电企业打得如何火热，液晶电视面板的生产企业却始终集中在屈指可数的几家巨头手中。只要国内企业没有掌握液晶面板的核心技术，就必须从对方手中购买，而对方就可以泰然自若地坐山观虎斗。
当然，国际巨头并没有闲着，他们虽然不参与价格战，却在另一个战场上激烈争夺，那个战场的武器是专利、技术、标准……
欧美日韩的许多家电企业都储备了一堆家电技术，随时兜售给中国的家电制造商。就在中国家电企业的利润外衣被市场一层层剥掉的时候，它们又开始进行下一代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工作。而中国的家电企业，虽然拥有庞大的销售额，利润却小得可怜，无力进行赌博似的技术研发。
小天鹅集团曾经在中国的洗衣机市场展翅高飞十几年，连续10年持续盈利。但在2002年，同时破了三个纪录：洗衣机销售数量达破纪录的244万台，销售收入达破纪录的100亿元，而亏损也达破纪录的8.68亿元……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蜂拥而上洗衣机生产线20多条，这些国产品牌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突破了80%。在产品严重同质化和市场需求潜能不能迅速放大的情况下，洗衣机企业陷入了怪圈：拼命生产——库存——降价以亏损的方式把产品卖掉。
北京数字华夏资讯中心首席分析师姜培峰认为，小天鹅折翅并非偶然，在家电业界，普遍存在着资金和技术积累不够的问题。北京的四大家电巨头——牡丹电视机、雪花冰箱、白兰洗衣机、古桥空调——之所以消失殆尽，就在于对技术再创新和技术实用主义的漠视。
处于“产业链”底端的尴尬
在世界家电领域，产品生产者不如标准制定者挣得多，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区别在于前者定位于加工厂，而后者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工厂，前者缺少了新技术、新产品开发这个环节。恰恰是这个环节，使得二者处于不同的市场“食物链”上。
中国家电企业要做整个行业上下游产业链条中的优势企业、关键企业与核心企业，在做产业布局的时候不能光考虑应该做什么新产品或是什么新的门类，至关重要的是选择在这个产业链条中做什么部位。
不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和利润的长久化，是战略布局上的路线错误。我国家电企业之间没有真正产业链条意义上的分工，只是集中在狭窄的制造领域竞争，这也是这个行业中大多数企业突围而又被围的主要原因。
从世界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规律看，中国正接受制造业的转移，中国的崛起必须依靠强大的制造业，而控制未来制造业终极趋向的只有国际标准。中国走国际标准之路已迫在眉睫。
由于缺乏自主品牌，中国企业的产品卖不出高价格，长期处于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的底端，拥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却没有较高的增值盈利能力。
随着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东南亚、中欧、南美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原有的制造成本优势将被削弱，制造业势必急剧萎缩。
30：1的利润鸿沟
实现标准领域的成功并非一日之功。标准总是遵循着先开发技术，后申请专利，大量专利（即知识产权）组成一个解决方案形式的标准。这一点，包括家电业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企业从技术到标准整个环节上做的不尽如人意，其中最关键的是缺少核心技术和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漠视。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不足，研发经费人均支出仅为美国的1.2%、日本的1.1%。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其销售收入的比例，多年来一直不到1%，而主要发达国家已达2.5%到4%。另外，中国引进技术费用与消化吸收再创新费用之比是100：7，远低于日本、韩国100：1000的水平。研发投入不足造成了技术的缺失。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调查显示，近几年中国有60%的出口企业遇到国外的技术壁垒，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每年超过450亿美元。
技术的缺失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力，使中国企业陷入了深不见底的专利大网中，DVD每台20美元的专利费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袁钢明博士认为，在市场还没有培育完全的时候，掌握专利的公司往往“纵容”国内企业侵占他们的专利技术，等到国内企业把市场做大，才发现自己早已被跨国公司布下的专利棋子包围。
标准形成链的不完善，造成现有产业标准陈旧、生产过程缓慢、难以推广、行业监管力弱。在国外，中国企业几乎没有能力与机会参与众多国际产业标准的制定，而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用标准捂住了自己的市场，使在国际标准面前缺少发言权的中国企业难以进入。
面对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的标准杀手锏，缺少国际标准和标准发言权的中国，以世界上几乎最廉价的劳动力、消耗着大量的能源、承受着巨大的污染，而掌握核心技术的跨国企业只需一纸标准或专利技术合同，就可以抽走绝大部分利润，一台MP3售价79美元，被拿走45美元专利费，中国企业纯利润1.5美元，利润比30：1。
北京数字华夏品牌传播机构首席分析师姜培峰指出，中国创造自己的国际标准需要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等的共同努力，甚至是动员全社会力量。国家方面要改革现有标准创造体制，提供相关政策支持，支持国内有关团体创造国际标准；企业和研究机构形成合力，积极研发技术、申请专利保护并实现产业化，在一些情况下注意与现有国际标准的兼容问题，在创造标准的过程中塑造品牌特别是世界级品牌更不容忽视。
“世界制造”成为“世界标准”的玩偶
目前积极探索标准之路是中国政府和企业不得不面对的战略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现在和未来；谁缺失标准，谁将永远没有话语权。
目前，发达国家纷纷调整自己的战略：美国专利商标局在2002年发布了一份《21世纪战略纲要》，专利商标局要发展成一个以质量为核心，工作效率极高，对市场反应灵敏的组织，以支持市场驱动型知识产权制度；欧盟建立了统一的知识产权制度，促进各国技术力量、资金和技术创新体系的协调和一体化，促进企业之间的结盟；2002年，日本政府知识产权战略会议发布了《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知识产权立国”的口号，在日本全社会推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世界标准发展如火如荼，且正成为参与新一轮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核心筹码，甚至可危及国家的经济发展。
复旦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张乃根教授指出：跨国公司为了防止其高新技术的知识产权被他人侵犯或不当利用，倾向于设立独资企业，以便更放心地向这些企业转移附加值更高的技术。外商直接控制着核心技术，即我们引进的外资是“空心的”，无法学习更多先进技术。显然，让政府和一部分企业津津乐道的“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更为可怕的是，一味地引进将会失去自主开发的平台，正逐渐崛起的韩国其做法就是不鼓励引进成套设备，而倾向于自主创新。
以海尔、海信为代表的中国家电业率先扛起了自主创新的大旗——
海尔的“双动力洗衣机”和“防电墙热水器”已经被国际电工委员会吸纳为国际标准提案，并即将获得通过，一旦通过并成为国际标准，那么，全世界将不得不采取这种标准和技术，届时，海尔得到的将不仅仅是产品销售利润，还有大笔技术及专利转让收入；
而海信几年来，则投资于变频的研发，目前，海信的180度矢量变频技术在全球遥遥领先，目前，各国企业在中国注册的变频专利中，海信占了一半，位列第一。
中国企业以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消耗着大量的能源，承受着巨大的污染，而掌握核心技术的外国人，只需签署一纸技术合同，就可以抽走中国企业一大半的血汗钱。
在技术这条路上，走多远都不会吃亏。只有拥有核心技术和产业标准的“大”，才称得上真正的强大。
IT企业 陷入“增长”怪圈
○ 本刊记者 原松华
“1～5月利润总额只有48亿元，同比去年下降53%，一些明星企业如TCL、京东方、华为等出现了较大金额的亏损”，信息产业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电子百强企业的亏损标志着中国电子产业前景不容乐观。
发改委在分析电子工业利润下降的原因时认为，通信设备制造业和电子器件制造业中部分产品面临升级换代期，换代新产品尚难形成较大的市场空间，致使销售收入明显下降。上半年，通信传输设备实现销售收入同比下降30.8%，亏损0.8亿元；通信交换设备销售收入下降7%，利润下降64.6%；电子真空器件销售收入下降15.5%，亏损2.7亿元。
增长的贫困怪圈
柳传志曾经有一个判断，目前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企业普遍面临着“突破问题”。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网站上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现价）11496亿元，同比增长20％，销售收入11141亿元，同比增长20.1％，但利润总额却只有336亿元，利润率只有3％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居多的电子计算机制造业累计完成产值4340亿元，同比增长33.2％，是拉动电子工业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另外，信息产业部提供的信息显示，今年1～5月份全部为内资电子企业的“电子百强企业”累计完成营业收入3121亿元，同比增长6％（去年同期为28％）；实现利润总额48亿元，同比下降53％（去年同期为增长31％）。
海尔总裁张瑞敏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增长不等于发展，有利润的增长才叫发展。有的企业不顾生产成本降价，一下子占了很大的市场份额，但没有利润，卖得越多，亏空越大。没有利润支持，本应该用于开发市场、开发产品的钱都拿来打价格战，这样的企业是得不到发展的。
目前，中国的企业正经历着规模大、利润少、无法突破技术“天花板”的瓶颈。例如，一台出口的DVD售价32美元,交给外国人的专利费是18美元,成本13美元,中国企业只能赚取1美元的利润。一台售价79美元的国产MP3,国外要拿走45美元的专利费,制造成本要32.5美元,中国企业获得的纯利润只有1.5美元，中国的企业陷入了增长贫困的“怪圈”之中。
以PC产业为例进行分析：由于PC产业链被英特尔、微软架构所控制，这两巨头占PC产业的利润高达50％，它们控制了个人电脑的关键硬件和软件设备，并因此控制了个人电脑的价格。而我国的PC企业做的大多是加工工作，规模虽大但利润很低，硬件制造厂商利润率大约只有2％。
商务部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认为，中国每年上千亿元财富流向国外。课题组研究发现，在当前的外来投资中，外资控股和独资企业已占绝对多数，这就令中国更难通过开放市场获取先进技术。
华中理工大学阎海峰认为，中国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跨国公司争夺全球市场的一个战场，而本土企业往往只是看客。外资企业不会主动外溢技术，培植自己的竞争者。“我们不断地引进技术，又不断地被跨国公司的新技术抛在后面，然后再引进，学习意识和学习能力的欠缺使我们陷入重复引进、过度依赖跨国公司输出技术的怪圈”。
IT行业是我国与国际经济接轨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直接面对着国际巨头先进技术和管理、营销模式的挤压。尤其在技术领域，国际巨头依靠多年经验积累、科技优势、人才优势和资本优势等等几乎处处占先；以至于不少国内著名IT公司虽然在国内风光一时，实质上却只不过操作着将别人的技术包装之后、加价卖出的买卖。
英特尔携其“芯片技术”可以独霸PC市场，微软携其“软件技术”可以称雄世界，核心技术已经成为世界巨头抢占市场的杀手锏。在技术变为价值的链条中，最重要的利益是由技术持有方占取；技术，是竞争力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十字路口的IT企业
“IT产业在欧洲叫创意产业、创新产业，没有创新和创意这种产业就不存在，也就是要人们激发灵感，我从北大毕业后一直在IT产业、也就是创意产业，所以创新就是我整个生活的主旋律。”
就IT领域的“创新”而言，点击科技的总经理王志东无疑更有发言权。
从1992年开始，王志东先后创办了新天地、四通利方、新浪网和点击科技有限公司，独立研制出国内首个实用化Windows中文环境(BDWin3.0)，他告诉本刊记者，这一颠覆性的创新使微软windows的中文研发拖后了大半年。王志东形容“这是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向一个适当的市场提供了一个适当的产品”。
目前，王志东领导的点击科技公司开发出一系列协同软件，王志东这样描述协同软件：“我们公司现在用竞开协同之星组织会议，安排活动，每次都相当成功。协同之星通过整合各种成熟的协同工具与技术，看似简单、通用，但用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已经把点击科技的部门管理、开发管理、市场管理、销售管理、代理商管理等各个方面都管理起来了。就像一个七巧板，用最简单的方法对元素进行重新组合，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点击科技的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这个软件的市场收益已经超过了1000万元。
IT行业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行业，只要我们能够创新，就有机会。“80年代，日本也没有研发力量和知识产权，但日本在精密制造和产品营销两个方面很强，日本的企业到美国买了很多专利后，吸收引进并结合自身的优势，使日本的经济强盛起来。”王志东介绍。
韩国从70年代末开始发展IT产业，现在韩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芯片、液晶显示面板、存储器件的制造国和技术发源地之一；70年代末台湾同样以代工起家，现在也已经拥有了能够在芯片组领域和英特尔叫板的威盛等一批实力厂商，主板产量更是雄踞世界第一，日韩企业起初也并不掌握研发技术，同样受制于欧美企业。但是日韩企业很善于将研发技术变为应用技术的创新，因此它们的家电、电子企业在全世界都有着巨大影响。
IT业的巨头IBM之所以能够一直走在技术的最前沿，就是因为他们有雄厚的研发能力。单从诺贝尔奖来说，IBM所拥有的诺贝尔奖比大多数国家所拥有的还要多，IBM也拥有世界上所有的重大科学奖项。而且，它还一直是众多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源头。
对于中国企业，“技术优势”四个字依然如鲠在喉。目前中国IT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仍少之又少，而核心技术就显得更加凤毛麟角。大部分企业所做的只是产品组装加工，完全靠低劳动力成本赚取少量的附加利润，而高额的利润则被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外上游企业所夺走。
在UT斯达康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鹰看来，跟人家一模一样做，企业根本就没有很多利润，不可能有很大的规模，所以中国企业一定要坚持走创新之路。中国企业只有重视了创新的技术开发，才有可能成为世界研发中心。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认为：当前最急需的是掌握IT的核心技术，主要是软件技术和集成电路（IC）技术这两项。倪光南说，核心技术不同于一般技术，它具有基础性、带动性和高附加值，但核心技术不会从一般技术中自然发展出来，
加强科研投入、加强IT业人才的培养是非常必要的。
王志东说：“和目前中国整个经济增长相比，IT业相对比较薄弱，在我们国家创意产业还没有成熟、没有发展的情况下，如何去利用外部的知识产权，借助外部的手段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中国有很多企业，比如制造业电视没有知识产权，依靠加工制造成本控制的优势，使电视行业发展了起来；中国国产手机的知识产权起步是零，主要是用韩国几个厂家的技术，只能贴牌、
DIY、拼装，然后拿到生产线去做，有了这个过程后国产手机也逐渐发展了起来。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的企业正在努力尝试角色的转换。以代理《传奇》而成功的盛大成了许多游戏公司的榜样，并由此产生一个“盛大模式”的新名词，即通过代理国外产品特别是韩国产品而迅速致富。不过陈天桥却向记者表示，如果想赚钱，那就去做研发。
“我想告诉那些有志于游戏产业的企业和个人，如果你有100万美元，那就去做研发，盛大投资4000万开发4款游戏，《传奇世界》在正式收费的第一天就收回了全部成本。2004年8月10日，盛大网络在纳斯达克上市，第二天，陈天桥所持股票市值达到了约11.1亿美元(合90亿元人民币)，超过网易创始人丁磊，成为新任中国首富。短短5年的创业时间里，他的财富飚升了18000倍。
凭借汉卡起家的联想、以中文排版系统起家的方正、用中文打字机起家的四通、财务软件起家的用友和WPS起家的金山，依靠的都是创新技术和产品起家，微软的中文平台现在也采用了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
据计世咨询公司预测，2002到2008年IT产品市场中，软件和解决方案市场需求将从2002年的428亿人民币增长到1472亿，增幅达到28%。国内信息化建设的需求，将足够刺激国内软件产业的增长。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在2004年全行业实现销售收入1.88万亿元中，快速成长的软件产业（含系统集成）完成1600亿元，创历史最好水平。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小寺圭近日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从竞争角度来讲，重要的是看谁能拿得出核心技术。这个核心技术比产品本身更重要。品牌的排序、在市场上的表现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主要是看谁能够拿出新的关键技术，这对将来的市场把握非常关键”。
核心技术主宰沉浮
从目前到2020年，我国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发展的非常关键的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处于这一经济发展转型期的国家可能出现两种发展前景：一种是重视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技术创新，建立适应的国家创新体系，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进步，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如日本、韩国；一种是满足于技术引进的短平快，拼资源，拼劳力和资本依赖，不重视自主技术创新，导致经济徘徊不前，甚至社会动荡不安，如南美一些国家。
在8月15日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说，我国的电子信息业产业规模在世界第二，80%是国外公司投资，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占10%，剩下的10%是民营企业投资；目前中国一些企业的情况是没有技术，和国外厂商合资人家不干。国内企业只好做产业链低端的产品，所以目前国内低端的产业成为投资的热点。“加大信息产业技术含量高、无环境污染、又可持续的产业建设是转变粗放式经济增长的关键，同时可以调整投资结构”。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芙清则提出，以企业为中心的创新体制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韩国模式，韩国CDMA发展起来是韩国国家把三星、现代、LG组织了一个团队，国家投钱，大家共同研发样机，三家企业带回去各自产业化，各自到世界各地竞争，他们在市场取得利益再给国家按照一定的比例还钱，相当于国家搭建了中间平台，在中间平台下大家共同研发，这样有效地节省了整个国家的资源。
第二种模式，企业要和研究院所、高校合作，以企业为主导，研究院所和高校要为企业服务。如果结合市场不紧密，专家、学者研究出来的成果就是一张废纸，因此要以企业为主体，集合科研院所面向市场进行自主创新。而这就需要通过“十一五”规划建立国家创新机制，建立以企业为中心的创新机制。
“IBM的产品研发是生产一批、投放市场一批、研发一批，每年再把下一批产品往前推进一位。因此，总有研发的产品等待面市。日本的企业有技术研发投入，政府提供相应的贴息贷款，这就鼓励企业都要建立自己的研发机构。”郑新立副主任介绍。
“政产学研用结合”是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条件和动力。中国科学院院士杨芙清指出，关乎企业生存发展有三代产品，第一代是“看家狗（Runningdog）”，指的是传统产品；第二代是“摇钱树(Moneymaker)”，指极具市场潜力的产品；第三代是“红苹果(Redapple)”，指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产品。“一个企业一定要关乎三代产品，如果只关乎第一代产品的话，企业很难可持续发展”。
通过研发创新来提高IT企业的竞争力是一种战略选择，因此需要一种长远眼光。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谢永斌的建议颇有新意。他说，我们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进行产业创新，就不可能有持续的发展，手机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手机前几年上升得很快，但是人家的新技术一出来我们的销量马上就落下来，因为我们不掌握核心技术，所以小国是局部创新，大国则一定要产业创新。
对此，王志东说：“在国家的战略方面，一方面，要高度重视信息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制定制度实施时，要同传统的基础产业做好平衡，让信息产业健康地发展，使真正有需求的企业、需要的项目得到实实在在的支持”。
“国际一流企业的产生一定是在企业建立初期就定下长远目标，并为此目标实现付出实际努力，同时兼顾短期和长期的利益。” 计世资讯副总裁李方说。
方正激光照排的研制功臣王选强调，在科学研究中，看准方向和目标并有了正确的技术路线和方案后，就要坚持，再坚持。他引用前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一句话，“千万千万别放弃，多数伟大的胜利发生在最后一周”。
对于方正激光照排技术来说，从国家立项技术攻关到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它默默耕耘了整整30年的时间。 起初，方正出版系统出口发达国家基本处于赔本状态，但方正坚信自己的技术实力，并坚信自己的市场前景，一路坚持下来，市场占有率最终节节攀升，到第七个年头实现赢利。
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新洗牌给中国的企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给企业家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中国企业在未来全球产业分工中的诉求是什么？我们仅仅满足做一个世界加工厂，还是打造一批世界一流的企业，进而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强国？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形成了技术壁垒，企业的盈利空间就会比较大。因此，保持持续创新的潜力，拥有持续创新的机制和团队，不断开发出创新技术，对中国IT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正如王选所说：“人的创造才能是需要受到刺激才能充分发挥的。一个优秀的棋手通过与世界一流的高手对弈才能迅速提高水平。在技术领域中，最前沿的需求能大大刺激技术的发展”。
医药企业 增长背后的“隐忧”
○ 本刊记者 陈蕾
医药企业迎来了好消息。
8月1日，国资委公布了医药、机械、冶金、建材四大行业国有重点企业上半年利润情况。与1至5月统计数据相比，都呈现出保持速度与效益同步增长的良好势头。医药业产销率稳步提高，实现利润增长20.8%。
然而，在医药行业整体利润增长的同时，还要看到，23户重点医药企业的经营仍不容乐观。
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上半年，23户医药企业国有重点企业产销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从规模看，23家重点企业约占整个医药行业的1/3，但盈利能力显然不是很强。从增长速度看，23家重点医药企业上半年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4%，低于全行业21.18%的增幅，与全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9.84%相比，23家甚至出现了0.8%的降幅，可见重点医药企业的经营状况仍有待改善。
增长不等于实力
“受宏观经济趋缓及医疗改制的影响，医药企业的利润受到影响有所下降。虽然医药行业的市场空间大，但利润开始趋薄也是事实。尽管行业的整体表现相对来说还算可以，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天一证券医药行业分析师陆照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医药行业利润虽然增长，但国内医药企业用于投资研发的力量太少了，这对医药企业来说并不是件好事。
事实上，我国医药行业从2000年开始，利润开始进入一个相对趋缓的阶段。
2000年到2003年，我国医药行业收入和利润增长态势基本比较平稳，这四年间我国医药工业产品销售收入的平均增长幅度为18.97%，利润总额的平均增长幅度为26.78%。进入2004年，受原材料价格上涨、煤电油运供应紧张和产品价格下滑的影响，我国医药工业产品销售收入尤其是利润总额增长幅度明显减小。
2004年1～10月份，医药工业实现产品销售收入275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77%，已经低于2000年到2003年间的最低增长水平。
广西一家即将上市的医药企业的副总经理刘先生告诉记者，虽然中国医药行业增长速度很快，也有一定的利润空间，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医药行业已跻身于世界医药强国。恰恰我们会为眼前的短期增长优势而感到“忧虑”。这是因为很多企业为追求利润而重复生产，在技术研发方面投入很少，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这是很危险的事情。长此以往，很可能更多的医药企业遇到的是涉及知识产权的诉讼问题。
据统计，目前我国 5000多家医药生产企业中，几乎90％为小型企业。2001年，国家500强大型企业中医药企业只有25家。据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统计，2001年年销售额过50亿元的医药企业只有2家，过
20亿元的有10家，过10亿元的有23家，过亿元的有250家左右，其数量还不到医药商业企业总数的4％。虽然经过几年的发展医药企业有了很大的市场空间，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在我国5000多家医药生产企业中，大部分企业名牌产品少，品种雷同现象普遍。以生物制药为例，仅α-干扰素就有深圳科兴、沈阳三生、安徽安科、天津华立达等10多家生产，IL-2则有9家生产。又如中药，牛黄解毒片全国竟有150余家企业生产。还有一些新产品，如克拉霉素、罗红霉素、阿奇霉素和左氧氟沙星等，重复生产、盲目扩大现象也十分突出，生产企业都在50家以上，以致这些新产品供大于求。而像维生素C等老产品也出现盲目扩大生产规模的问题，导致产品价格一降再降，甚至处于亏损边缘。
山东济南新昌医药公司董事长刘新德向记者表示，中国医药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技术人员和高科技方面都落后于国外，无论是从硬件到软件都不是很强。在国外研究方面的资金投入可能是企业利润的27%，而在国内可能连2.7%都不到，那么这种情况下仿制或利用别人的技术确实成为一个捷径，利润回收期又短。企业也只看到眼前一点利润。
难以为继的增长之路
“我认为中国的医药企业不应该急于做大，而是要做强。”陆照鸿分析说，从目前情况来看，很多医药企业的产品都是依靠国外的技术，或依靠仿冒，但从长远来看，这显然不是一条可以长久通行的路。
“的确是这样。”刘新德说，只有先把主业做强，做实，然后再考虑做大的问题。如果没有核心技术的优势，缺少自己的核心产品，做大不一定就会有利润。如果完全是依靠国外的技术，企业想做大面临的难题会更多。
虽然中国医药企业的增长速度很快，发展规模也比较快，但真正和国际医药企业相比，无论是规模还是发展速度及其盈利空间，仍然很小。
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医药工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不过这种进步更多地体现为量的增长,和世界医药强国相比，我国医药产业仍存在技术水平低、研发能力薄弱、企业经济效益不高等问题。
对此，哈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存周认为，我国医药工业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突破和化解，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组织结构分散、技术水平偏低、竞争无序的局面，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变。由于原始积累不足，研发投入严重短缺，新药创新能力相对滞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十分匮乏，导致我国医药工业经济长期处于低利运行状态。
资料显示，1978～1997年的20年间,我国医药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7.5%,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发展速度达4.4个百分点。2002年上半年全国医药工业完成总产值1535.2亿元,同比增长20.76％，工业增加值454.6亿元，同比增长16.7％,增幅仅次于电力、煤炭与机械。通过大规模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目前我国已成为原料药出口大国。在全球2000余种原料药产品中，我国可生产1500种，生产量达45万吨,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其中扑热息痛、青霉素、维生素C等品种已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在国际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除此之外,我国已能生产各种制剂品种、规格4000余种,中成药生产量30万吨,品种、规格达8000种。各类医药产品的迅猛发展，为我国医药工业加速国际化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我国医药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国际医药强国相比，我国医药工业企业仍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经济总量较小和技术水平偏低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因此，目前我国医药企业的发展主要体现为“量的增长”，缺乏“质的飞跃”。
一位长期关注医药行业的分析师表示，量的增长在表面看来，也是一种增长，但如果没有质的飞跃或突破，这种增长是很难持续的，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同，对现在的一些医药企业的仿冒产品具有很大的杀伤力。
没有人可以否认，在新药的研制与开发上，需要的是几年甚至数年的时间。
从新药的研究与开发来看，开发一种新药，一般耗时10年左右，在西方发达国家耗资约需5～10亿美元，我国至少也要2～5亿人民币。但我国专用于新药开发的资金每年只有1000～2000万人民币，加上制药企业自身投入的资金总计也不到医药工业产值的1%，新药研制投入严重不足，直接导致新药的创新研制能力及制剂水平低下，创新药物很少。
“中国的企业并不是不愿意把资金用于技术研发投入进去，其主要原因在于利润回收期太长，甚至投入进去的研发资金，如项目不成功就无法回收成本。有些医药企业并不是资金不足，其它以仿制药品为主的企业，不但节省大量的研发资金，甚至还会在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份额，这势必会影响到企业用于研发力量的积极性。”上述刘先生向记者表示。
目前，我国仍主要以引进仿制为主。这种状况导致了市场竞争的进一步恶化，使企业无法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从而限制了我国医药行业的发展。不过，这种技术上的限制，并未彻底让中国的医药企业停滞不前，医药企业之间的重组趋势越来越明显。
2004年中国医药企业100强与2003年中国医药企业100强相比，我国医药企业大集团和医药大企业正在不断地发展壮大。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和行业结构的调整，重组做强是医药企业的必然选择，如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东盛集团有限公司等，他们通过联合、兼并、重组实现超常规的资源聚集，并通过整合促进产业跨越式发展。
不可否认，中国医药企业的发展有了巨大的变化。然而，仔细观察，在这种经济增长的背后，中国医药企业正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
知识产权：增长背后的“杀手”
7月23日，在一次产业研讨会上，专家预测，未来5年中国医药产业整体将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到2009年，产业规模将由2004年的3476亿元增长到7100亿元。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五大医药市场。
利润增长了，市场空间拓展了，但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医药企业的生存旅途上却有了越来越多的阻碍。
入世以来我国医药生物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措施适应了国际发展趋势与要求，但在人们的认识上仍然存在着某些误区。我国医药行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年均17.5%
的速度增长，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也高于世界主要制药国的发展速度。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十大医药生产国和原料药出口国之一。然而这样的增长速度和知识产权的发展速度显然很不适应。
刘新德分析说，其实很多医药企业都意识到了知识产权这个问题，而且国家也鼓励技术创新，但为什么很多企业还维持现状？一是因为投入周期过长、市场变化过快会影响到企业的盈利；二是政策上的变化，对企业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技术研发可能存在很多变数；三是现在的企业即使依靠国外的技术支持，或依靠仿冒产品也能获取更多的利润，为什么还要投入资金用于研发？更何况投资越多风险也就越大，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医药企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以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例。早在2004年该公司就获得了SFDA核发的“注射用派拉西林钠舒巴坦钠”新药生产批件。按理说，既然获得了生产批件，当然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展生产销售了。然而，直至今日未见北京双鹤生产销售这个产品。为何？有专业人士指出，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企业准备生产的产品都存在有侵犯别人知识产权保护的隐患。
根据中国专利法律规定，虽然北京双鹤获得了SFDA核发的生产批件，但只要实际生产就在客观上侵犯了威尔曼药业的专利权。不但北京双鹤生产该产品构成侵权，而且销售或使用北京双鹤生产的该产品的医药经营企业和医院，同样也构成侵权。
有专家分析说，2004年全球制药行业专利申请数量统计显示，美国为44246件，而中国仅为1782件。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医药产品96％以上均为仿制品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医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亟待提高。
近年来跨国药企业纷纷加快了在华战略调整，著名跨国公司纷纷将高端研发逐渐向中国转移:诺和诺德、阿斯利康、礼来、葛兰素史克、罗氏等在中国建立的研发中心已投入运行，全球排名前5位的跨国制药公司辉瑞、强生、诺华、赛诺菲-安万特等最近也宣布将在中国筹建研发中心。外资企业的入主，不仅仅是市场份额之争，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国医药行业面临的知识产权问题也将更为严峻。
中国的医药企业目前实际上面临着双重压力。第一重压力是药品关税进一步降低，企业承受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第二重压力是来自国内医改，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药品价格连续政策性下调等，都给医药行业的盈利能力带来了不利影响。双重压力将加速我国医药行业的分化趋势，同时也使医药企业加大资产重组力度、增强核心竞争力的进程更显紧迫。
在双重压力之下，中国医药企业利润增长的背后，更有一种困惑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过度扩张 三大企业由盛而衰
○ 本刊记者 魏刚
如果说我们的民族喜欢贪大求全，似乎有所偏颇。但如果看看周围那一个个在辉煌中跌倒的中国企业，却有着相似的特征。他们热衷于企业资产总额、市场份额、营业收入、员工人数的增长，然而在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前提下，这种增长只有通过资本市场的多元化扩张才能达到。而在星美、三九、格林柯尔等企业的发展曲线中，却让人感到这种增长的虚弱。
疯狂扩张的星美
2005年4月11日，37岁的中国民营传媒第一富豪星美集团掌门人覃辉在家中被突然而至的公安人员带走。跟覃氏命运休戚相关的几间上市公司迅速做出反应，星美出版(8010.HK)停牌，被要求等待发出可能影响股价的通告；星美国际(198.HK)跌11.39%；长丰通信(000892)一度逼近跌停。
覃辉36岁时已叱咤内地、香港两地资本市场，拥有一个横跨通信、IT、传媒三大产业的帝国，星美旗下产业总资产超过20亿元。
和德隆从JJ舞厅获得丰厚现金流一样，覃辉早年从北京赫赫有名的天上人间夜总会娱乐业淘得真金。该夜总会俨然成为覃氏的现金奶牛。这些年，覃辉专心打造中国的时代华纳，耗资庞大，而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资金回报。
IT＋通信＋内容的路子，曾是覃辉创造神话的最初模式。覃辉在以娱乐产业为基础完成原始积累后，与许多中国式“资本高手”一样，将目光瞄准了上市公司。在早年炒长丰通信股票得手后，他于2000年5月到6月间，以反收购方式低价进入，持股26.61％，掌控了这家公司。
此后，覃辉投资传媒的情结一发不可收拾，星美旗下陆续成立了星美影视文化传播、星美演艺经纪、中影星美电影院线、北京星美广告等公司。在长丰通信的大本营重庆，星美还投资1000万元进入了网吧业。
与此同时，星美的对外合资并购行动也显得颇有声势：2001年投资国家级电影档案收藏和研究机构北京华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持股45％；2002年4月，购入北京台资企业飞腾影视制作六成股权；2003年3月，收购著名相声艺术家姜昆的鲲鹏网景七成股权；2004年又购入上海中录音像有限公司、北东方正艺电视艺术公司等。
2003年夏天，覃辉开始了在香港的收购活动。一年多时间里，他渐次入主了三家香港上市公司，分别为东方魅力(0198，HK)、流动广告(0307，HK)和现代旌旗出版(8010，HK)，并将另一家上市公司阳光文化(0307，HK)所控制的阳光卫视70％的权益拿到手中。
覃辉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多元化使相关业务内容和渠道达到资源共享，比如多卖一次电影版权，多复制一张CD，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而边际效益却成倍递增。
美国著名的企业战略家阿瑟·Ａ·托马逊在其代表作《战略管理》中提出，多元化的成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一是新产业是否与原有产业形成相互匹配的竞争优势；二是新产业是否带来更多的财务利润。二者至少必居其一，才能基本上确认多元化是成功的。
国外大型跨国公司虽然也多为业务多元化，但并购的新业务均与主业相关。无论是西门子还是通用电气，他们的多元化业务都集中在电子、电气等长周期、高技术壁垒、高资本投入的业务，新产业与主业关联紧密，产业优势容易维持。
星美靠娱乐起家，后期却又介入IT、通讯和传媒，无疑多元化经营需要星美在产品研发、厂房设备、营销网络、员工聘用方面增加投入，这些都会导致运营成本上升；企业还必须要将不同行业的管理模式、文化理念融合为一，以达到企业内部运作方式的统一，要克服这些管理障碍，企业软件建设也需要大量投入。
但事与愿违，星美在没有完全实现核心竞争力建设的时候，就横跨三个不同的行业，在传媒领域也急于从内容扩充到渠道，必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与为星美带来大量现金流的娱乐业相比，传媒和通信产业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而回报期却很长，以娱乐业的运作模式来期待新产业带来丰厚的回报，显然不现实。覃辉的香港之役一度“连下数城”，但在香港投资界看来，他的几个收购项目都算不得什么杰作。
东方魅力至2003年已亏损7668万元，而且收入的50％以上来自餐饮业，已经算不得娱乐业公司；旗下的流动广告业绩也乏善可陈。阳光卫视的亏损更是人所共知，一度被视为阳光卫视总裁的吴征直称为自己的“滑铁卢”。
至于持有《成报》的现代旌旗出版，是香港报界人所共知的亏损企业。自覃辉接手后，《成报》的经营更是每况愈下。这张报纸的负债已从覃辉接手前的4000多万港元激增到1.4亿港元。
不久，产业链的过快膨胀，使星美很快就陷入资金紧缺的泥沼，一座落寞的24层大楼香樟花园在7个月内三次被抵押，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星美资金链的脆弱。人、财、物匮乏的星美也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为多元化牺牲的三九
而另一家以多元化为标杆的企业是国有企业三九集团。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三九便开始多元化之旅。
在1999年7月与韦尔奇的对话中，赵新先首次提出三九的“500强”理想。其时三九已完成了1994～1998年以低成本为主题的第一轮扩张，1999年，三九开始大规模收购国有企业。当时政策背景是，为号召国有企业之间的并购，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可以跨地区兼并；可以挂账免息，所欠利息可以减免，贷款3年后再还；3年以上的呆坏账可视情况予以冲销等。不少人将此戏称为“社会主义最后一顿免费午餐”。
赵新先号召跟随他创业的一批骨干出去“搞兼并，抢资源”。他认为，已经拥有区位、行业和市场优势的三九，唯一缺少的，是自然资源优势。当时，适值党中央提出要大打“扶贫攻坚战”。因而，三九兼并的重点地域被定为井冈山、大别山、太行山、沂蒙山等自然资源集中的老少边穷地区。
北京新华信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梅肖寒介绍，慕于赵新先和三九的大名，很多地方政府将企业“白送”给三九。从1995到1997年底，共有60名三九骨干被派出去“创业”，收购企业近50家。其中，承债式收购几乎占了一半。
一般来说，多元化并购目标主要是与主业关联或互补的行业。例如TCL并购阿尔卡特，就是对上游拥有核心技术公司研发部门的并购，这种方式的目的是希望掌握中国企业不擅长的核心技术。对下游的渗透则表现在与零售商的合作上，如2004年年底苏宁与海尔合资成立了海尔苏宁销售公司。而横向主要是向产业纵深延伸，例如索尼。它随着技术的变拓展固有领域的深度，从消费类电子产品延伸到相应的内容上。
然而，三九的多元化并购更多的是与医药业无关的产业。导致在非药业领域的扩张结果几乎无一成功，轰轰烈烈的“百县大战”（大农业产业战略）几乎全军覆没；仅河南兰考一地的投资损失就达5000万元；郑州的少林汽车项目，损失约6000万元；太原洗衣粉厂项目损失7000万元；邯郸啤酒厂项目，为当地政府和企业蒙骗，损失1500万元外，还闹个官司缠身，对簿公堂多年而未决。
从2002年开始，三九制药的母公司三九集团深陷债务泥潭。截至2003年底，三九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共欠银行98亿元，其中三九集团6.6亿元，三九药业34亿元，三九医药33亿元，另两家三九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三九生化和三九发展为14亿多元。
过度兼并和多元化经营使得三九集团规模急剧膨胀，并使之陷入困境，由于所欠银行贷款数额巨大，三九不得不进行战略性重组。2004年，赵新先黯然离职。
演绎神话的格林柯尔
星美、三九从我们视线消失后，人们更多地把他们的沉沦和多元化划上等号。中国企业的多元化与其传统的经营思路有密切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企业做不大、做不强，不是基础太差，而是企业的经营思路和经营模式有问题。
从传统上看，大多数中国企业的领导人对企业赋予了太多的个人期望。太多的感性被带进了企业的经营与决策，而理性则被看成是保守和缺乏激情的表现。由此导致了中国企业领导人普遍存在的狂想心态和对快速成功的渴求。人们津津乐道于一些企业的快速崛起，而对稳健经营的企业不屑一顾。那些“新星企业”不仅赚足了人们的眼球，而且还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成为红极一时的市场新贵。因郎顾之争而声名鹊起的格林柯尔正扮演着这一角色。
靠生产制冷剂起家、并于2000年进入资本市场的格林柯尔在香港创业板共募集资金5.4亿元港币。而其掌门顾雏军在下海的10年间身价也超过了20亿元。至此，格林柯尔神话开始上演，随后高潮迭起。
不可否认，顾雏军有着过人的天赋，他发明的格林柯尔制冷剂成本低，节能效果也很明显。在商场上，他也是眼光独到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但是，让人们刮目相看的是顾雏军在资本市场上同样显得游刃有余，甚至可以说是所向披靡。而最让业界注目的就是顾雏军击败通用电器、松下以及惠而浦等公司成功入主科龙电器。
随后，顾雏军在资本市场上迅速刮起了格林柯尔并购旋风：美菱冰箱、亚星客车和襄阳轴承等上市公司，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先后落入顾雏军的囊中。格林柯尔也瞬间缔造了总资产过百亿，横跨制冷、家电和汽车等行业的资本“神话”。
和许多企业一样，顾雏军也将多元化作为分散经营风险的手段，主张“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在这一理论的驱使下，一些企业将多元化经营视作证券市场的投资组合，试图寻求高风险行业和低风险行业之间的平衡。
然而事实表明，多元化不仅不能分散风险，反而会增加风险。当企业将有限的资源分散到多个行业的时候，不仅原有的业务面临资源不足的问题，而且新进入的业务也未必能达到行业竞争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这将使企业面临原有的业务丧失竞争地位、而新业务又不能建立竞争优势的险境。
在顾雏军神奇地创造着一个又一个资本奇迹时，一直伴随顾雏军左右的质疑声也愈发清晰了。从进入科龙后，市场便普遍质疑收购资金从何而来。而在顾雏军大手笔的运作接二连三时，人们的心头便有了更多的疑问。2004年8月10日，郎咸平声讨顾雏军，也拉开了“郎顾之争”的帷幕，由此对顾雏军的质疑也达到了高潮。
从去年年报披露后，科龙便问题频出，陷入重重危机。今年4月2日，科龙电器年报显示亏损金额达6000万元，这也直接导致中国证监会以涉嫌违反证券法规为由，正式立案调查科龙。
5月13日公司公告称与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分手；7月6日，科龙承认有股权出售意向；7月8日，科龙宣布6月24日收到公司3位独立董事的辞呈。顾雏军在2005年初感叹：流年不利，要买《易经》放在床头。结果《易经》没有发挥作用，顾雏军倒一语成谶。7月31日，顾雏军因涉嫌挪用公司资金被捕。
从星美盛极而衰、三九惨痛重组、格林柯尔神话破灭的发展曲线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出多元化产业模式、扩张战略、国际化战略对中国企业的深刻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主业利润趋薄的压力下面临着多元化的诱惑。
应该说企业的没落并不都是多元化的错，在企业选择快速增长的经营模式时，多元化也是选项之一。但是多元化也好，国际化也好，都离不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没有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在多元化的道路上只会越走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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