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 1 月 9 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 “ 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 ” 的重大战略决策。 5 个月后，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上再次强调，要锲而不舍地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分析和应对影响中国发展的各种挑战上，把着力点更多地放在把握和解决影响中国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上，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年以来，全社会高度关注和重视自主创新，形成了推动自主创新的热潮，一个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大气候逐步形成。

据悉，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 16 个部委负责制订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99 条配套政策实施细则，目前已出台 47 条，预计于 2007 年底前大部分实施细则都将出台。 99 条涵盖了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政府采购、引进消化吸收、知识产权等十个主要方面。

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到 2020 年，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要从 39% 提高到 60% 以上，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要提高到 2.5% 。这是中国科技创新的基本指标。 2.5% 意味着，到 2020 年，中国每年用于研发的经费将达到 9000 亿元人民币。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城市经济改革、外资企业进入、出口产业的扩张，都是中国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推进器。而向创新主导型经济体的转变，对于中国崛起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科学技术特别是战略高技术已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际上是练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 内功 ' ，关系到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 ，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许勤司长对《中国投资》说。

中国崛起进入了另一个攻坚阶段，自主创新将会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励精图治的长征。

国家生命周期的核心问题就在于能否创新、能否持续创新。中国科学院 —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其新著《中国崛起之路》中指出： “ 不能创新、压抑创新，并在面临冲突和竞争的过程中走向衰退，是传统中国迅速衰败的根本动因。而鼓励创新、不断创新导致一个国家迅速崛起、迅速强大，这是现代中国迅速崛起的根本动因。 ”

夯实创新基础

中国快马加鞭向创新型经济转变，这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但不会一蹴而就。去年底，中国加入 WTO 过渡期结束，中国公司开始进入全球化发展阶段，创新的重要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统计数字显示， 2006 年中国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费支出 2943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1%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41% ，其中基础研究经费 148 亿元。

从增长速度来看，似乎是乐观的。 1995—2005 的 10 年间，我国 R&D 经费支出额以年均 22% 的速度增长。这使得我国 R&D 经费支出总额从 1995 年世界第 14 位上升到 2005 年的第 6 位。但考虑到 1990 年代末期，我国用于研发的开支还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 ， 10 年来 R&D 经费的较快增长毋宁说是在还旧账。

高水平的 R&D 投入强度是发达国家具有较高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 2006 年底，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出版的《主要科学技术指标》公布了 OECD 30 个成员国和中国、俄罗斯、阿根廷、南非、以色列、新加坡、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等 8 个非 OECD 国家 R&D 投入的最新数据。这 38 个国家的 R&D 经费占世界 R&D 经费总额的 90% 以上。报告显示， 2005 年，中国 R&D 经费支出额占 38 个国家 R&D 经费支出总额的 3.7% 。相比之下，美国和日本分别占 38.9% 和 18.2% ，德、法两国分别占 8.5% 和 5.5% 。

从 R&D 投入强度来看，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 R&D 经费强度都在 2% 以上，以色列甚至超过 4% 。 2005 年，我国 R&D 投入占 GDP 的 1.34% ，去年升至 1.41% 。去年还有一个令人稍许宽慰的数字，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结束连续 2 年下降的趋势。

2020 年自主创新宏伟目标的提出，也折射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薄弱现状。去年 2 月，中国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指出： “ 经济大国并不等同于经济强国。中国的创新能力还比较落后。 ”

2005 年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结构，充分印证了徐部长的判断。当年，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突破 4000 亿美元，约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三成，其中进料加工贸易的出口比重高达 75.1% 。

进料加工贸易大兴其道的背景是，随着高技术产品需求量在全球的急剧增加，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把高技术产品的加工基地转入我国，如 IBM 、戴尔、惠普、诺基亚、摩托罗拉等都在我国设立了众多的生产加工基地。

2005 年，在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的各类企业中，三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均在 1500 亿美元以上，所占比重分别达到 88.0% 和 79.9% ，其中外商独资企业的进出口在全部高技术产品的比重均超过了 60% 以上。

相反，内资企业的比重始终处于下降趋势， 2005 年国有企业和其他内资企业的出口占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7.4% 和 4.6% ，进口比重分别为 14.3% 和 5.8% 。

这些数据突出地说明，过去我国对外国投资的严重依赖，以及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而 WTO 过渡期后形成了外商独资化浪潮，使得它们比合资企业时期更加不愿意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

2006 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做出自主创新的重大战略决策，可谓正当其时，为经济长久发展和未来中国崛起注入了内在的原动力。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高技术部副主任徐红参与过《国家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 “ 十一五 ” 规划》的讨论。她向《中国投资》介绍，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规划，从基础研究向企业技术创新递进为四个层次。第一是 “ 大科学工程 ” ，主要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科研，如大飞机、 EAST 托克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等。第二是 “ 国家工程实验室 ” ，由石化、钢铁等大集团建立。第三是 “ 国家工程中心 ” ，主要进行科研成果转化，目前已建立 100 多家。第四是 “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 。

向 “ 中国创造 ” 升级

过去 20 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迅速的经济崛起，早已超过了经济学家的预期。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震撼，中国经济未来走向更是成为全世界关注和研究的全球性议题。

“ 中国制造 ” 向 “ 中国创造 ” 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其间的急迫性，正如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所说， “ 中国只有卖出 8 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客 ” 。

“ 中国制造 ” 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奇特现象：中国有能力把最尖端的载人 “ 神州六号 ” 飞船送上太空，同时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纺织、服装、玩具生产大国。但是，中国工业企业严重依赖从美国和其它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零部件和制造设备。

2006 年，中国政府制定了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政策措施，推进关键领域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制造。开展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超超临界火电机组、新型船舶等设备自主化工作，启动高档数控机床和重要基础制造装备等重大专项。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经济学博士乔治 · 吉尔博伊指出，中国想成为一个技术和经济的超级大国，尚有待于奠定一个统一的国内工业基础。没有结构性改革，中国开发和传播技术的能力以及使技术国产化的能力仍将是有限的。而且，大多数中国工业企业将不得不在全球工业链条的低端努力实现微不足道的利润。

目前，我国已进入资源环境矛盾尖锐期。今年 “ 两会 ” 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说： “ 过度消耗资源的状况不改变，中国经济走不好，也走不远。 ”

中国崛起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贸易增长，导致了进出口产品价格的下降，而且减少了世界贫困人数，成为最近 20 多年来对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应看到，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面临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长期性制约因素。尤其是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优质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这些基本国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无法改变。在本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其他矛盾始终是核心问题，而资源环境问题将是中国崛起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者最大的瓶颈因素。

从 1993 年起，中国从石油净出口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到 2003 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耗国（仅次于美国）。 2006 年，我国进口了 16286 万吨石油，对外依存度为 47.3% 。

走绿色发展之路是中国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过去 20 多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不断向自然资产拼命索取和透支的过程，不仅造成各类污染的经济损失，而且造成了自然资源的破坏。

马凯主任在 “ 两会 ” 上指出： “ 面对能源、资源的严重制约，不走节能减排的路，不走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路，中华民族没有退路，必须下决心节能减排。 ”

从粗放型增长方式（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投入），向集约型增长方式（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效率提高、注重科技进步、降低消耗、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水平）的转变，已势在必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心环节正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制订自主标准

产业竞争到最后，是标准之争。国际技术标准是产业链的制高点，但由中国制定的寥寥无几。过去，中国企业在这方面付出了昂贵的学费。去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之后，有关中国制定自主标准的消息不断传来。

2006 年 8 月 29 日，我国颁布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传输标准（ GB20600-2006 ）， 2007 年 8 月将强制性实施。 2008 年将用数字高清晰度电视转播北京奥运会，全面推进地面电视广播数字化； 2015 年完成模拟向数字的过渡，停播模拟电视广播信号。 “ 众所周知，新兴的数字电视产业具有万亿级的巨大市场潜力，标准的竞争十分激烈。我国自主制定的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传输标准牢固地建立在自主原创的基础性发明专利上，可望彻底改变中国相关领域的电视产业向国外专利交费的历史，对国民经济有着重大的影响。 ” 我国数字电视标准的第一起草人杨知行教授对《中国投资》说。

早在 1999 年杨知行教授负责清华大学 985 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新一代无线信息概念研究与关键技术》，开始了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技术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基础性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由清华校友在美国发起成立的凌讯科技公司带回 “ 蜂窝式数字电视传输系统 ” 方案。两者结合成立了 “ 清华大学数字电视传输技术研发中心 ” ，杨知行教授任中心主任。为了制定中国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的共同目标，中心实施统一领导、统一调度、统 — 番号的三统一运作模式， 1999 年 7 月提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 TDS-OFDM 方式，突破了国际流行的 C-OFDM 方式技术壁垒，最终实现了自主原创的地面数字多媒体电视传输系统 DMB-T 。 DMB-T 是我国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的重要基础。

在 1999 年到 2006 年的 7 年里，清华大学数字电视传输技术研发中心高效率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研究成果，最终达到预定目标。

杨知行告诉《中国投资》： “ 这是立足于自主创新，整合各方资源的结果。 ”

据悉，国家发改委是国家数字电视领导小组的组长单位，自始至终坚持自主制定国家标准不动摇。这个坚定的决心成了清华标准研究工作的主心骨。实际上，国外厂商为了推行自己的标准作了大量公关工作，给自主标准的研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最终，国家数字电视领导小组一系列的果断决策，为我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的出台扫清了障碍。

今年 3 月 28 日，中国高性能计算机标准工作委员会成立，这意味着涉及芯片、操作系统等方面的高性能计算机主要技术领域的相关标准制定工作已经展开。高性能计算机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重要部门的关键技术装备，在国防、信息安全、石油勘探、气象预报、生物制药、工程仿真、科学计算、商业计算等领域有旺盛需求。

我国 “ 十一五 ” 规划纲要把高性能计算机作为信息产业的重点培育对象之一。而主导标准，等于掌握了这一关键技术装备的 “ 话语权 ” 。据悉，为抢占高性能计算机发展先机，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正不断加大对标准研发的投入。而国外企业为了维持其垄断地位，在一些关键的技术接口规范方面也不向外界开放，使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受到潜在的威胁。

中国何时发放 3G 牌照，一直是全球电信业议论不休的焦点话题。中国政府强烈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TD-SCDMA 标准。如果 3G 牌照过早发下去，技术后发的 TD-SCDMA 就没有了机会。

3G 是中国电信业、通信方面能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一个机遇。专家指出，目前几乎所有的国内手机厂商都没有什么钱赚，因为核心技术都是国外的，需要交纳很多专利费。

“ 国家在 3G 牌照方面控制，支持自主创新，这是无可非议的 ”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说， “TD 是自主标准，它会带动我们整个 3G 的产业链。因为基本上不需要向国外交专利费。 ”

整合全球创新资源

自主创新并不意味着封闭起来。去年 11 月，科技部徐冠华部长指出， “ 十一五 ” 期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的范围，除涉及国家安全或特殊要求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科技条件平台建设专项等都应积极开展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

在国际合作中如何坚持自主创新方向？坊间一向存有争议。

今年 2 月 26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批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正式立项，立即引起了产业界的强烈关注。十年前 MD—90 和 AE—100 项目合作失败的前车之鉴，未来大飞机工程的国际合作中应如何吸取教训？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穆荣平所长指出：在国际合作中，技术路线不能变来变去，最关键的是围绕自己的核心需求，把握住学习机会。

留学人员历来就是科技自主创新的前锋，中国近代自然科学各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几乎都有留学经历，新中国许多重大的科技创新领头人也大多是留学人员。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留学人员更是当代中国科技创新的生力军。从把互联网引进中国，到第一枚具有完全自主创新产权的国产芯片的诞生，从关系国家实力的材料科学的最新发明，到惠及百姓的健康体检，当代留学人员创造了无数的国内第一。

“ 自主创新不等于闭门造车 ”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尹卫东对《中国投资》说， “ 做生物技术开发不和国际接轨是不可能的。 ”2004 年，禽流感在全球大范围爆发，由于疫苗将来所应对的病毒变异性强，且具有全球流行特征，科兴打破了传统疫苗研发从病毒研究开始做起的常规，直接从世界卫生组织流感中心实验室引进了人用禽流感疫苗研究用毒株。

在科兴的实践中，开放式的自主创新思维不仅建立了我国科研人员和机构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直线联系，更使我国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研发从一开始就与全球其他疫苗研发企业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同时，与国际卫生组织和机构合作也使科兴产品迅速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打开了通向海外的大门。

2004 年以来，全球跨国公司开始加速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每年新成立的高达 200 多家。 “ 外资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也是我国自主创新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 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许勤司长对《中国投资》说。

摩托罗拉中国研究院已经成为摩托罗拉的全球研发基地之一，也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的最大研发机构。至 2006 年底，摩托罗拉在中国的研发投资累计达 7 亿美元，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成都和杭州等 6 个城市建立了 18 个研发中心和实验室，研发人员总数已接近 3000 人。

在大中华地区出货 200 万部、抢占了手写 PDA 市场 50% 份额的 “ 明 ” 手机，就是摩托罗拉中国研发机构的杰作之一。

中国在摩托罗拉全球的业务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摩托罗拉中国研究院院长庄靖在给《中国投资》书面回复中称： “ 摩托罗拉中国凭借强大生产和研发能力支持着摩托罗拉公司的全球战略。我们正努力将摩托罗拉中国公司全球化，将在中国取得的成果以及经验介绍到世界各地。 ”

艾默生网络能源公司研发部副总裁张群认为，中国不仅具有制造成本优势，也具有研发成本优势。 “ 研发和市场等业务部门的紧密结合，能够使我们对客户的需求做出快速反应，并对存在的问题快速解决 ” 。

微软中国研究院也是为其全球战略服务。 “ 微软中国研究院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找到世界上最具创意、最聪明的人，给他们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中国有世界上 1/5 的人口， 1/5 的人里面一定有很多有创意的人。 ” 微软前总裁比尔 · 盖茨说。

“ 走开放共赢的自主创新道路 ”

—— 专访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产业司许勤司长

文／本刊记者 袁宏明

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中国投资》：最近，国办转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制定的《国家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 “ 十一五 ” 规划》，请您介绍一下规划出台的背景。

许勤：去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新世纪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做出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定，这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其核心就是要牢牢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精神，马凯主任、晓强副主任亲自部署，要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摆在全委工作的突出位置，把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和要求落实到日常工作和主要业务的方方面面，并从政策、规划、投入等对自主创新工作进行了系统安排。按委党组和马凯主任的指示，我们认真学习领会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我认为这既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发展现实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英明决策，也是对国家未来发展凝聚人民意志的战略部署。可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靠自主创新，突破资源环境等瓶颈制约要靠自主创新，提高国际分工地位和竞争力更要靠自主创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就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 练内功 ” 的过程，关系到未来增长的潜力。因此，立足自主创新、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是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为切实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决策，打好自主创新的坚实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的要求，会同科技部、教育部研究制定了国家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 “ 十一五 ” 规划，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部署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的国家规划。今年 1 月 23 日，该规划经国务院批准并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这部规划作为指导 “ 十一五 ” 期间我国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系统构建国家自主创新支撑体系做了总体部署。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是支撑自主创新的物质保障条件和机制建设，是支撑全社会创新活动、培养和凝聚高层次人才、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必要物质技术基础，是当前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验室体系、工程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技术创新服务中心等。可以说，国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保障，创新型国家的创建也离不开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的支撑。

《中国投资》：规划对 “ 十一五 ” 时期我国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做出了怎样的部署？

许勤：围绕提升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规划从五个层面对 “ 十一五 ” 期间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一是完善研究实验体系，建立原始创新的基础条件。 “ 十一五 ” 期间，国家要集中有限目标，突出重点，建设散裂中子源、强磁场装置、下一代天文望远镜等 12 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面向未来发展，突出战略性和前瞻性，着力为原始创新、为基础科学研究创造强有力的物质条件，也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像托卡马克实验装置，它是要解决 50 年后人类社会的能源供给问题，化石能源总有枯竭的一天，核聚变技术可能是人类未来最清洁、最安全、最有保障的核心能源。我国 EAST 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经过 8 年建设，今年初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的全超导非圆截面托卡马克装置，很多项研究都走在了世界前列，奠定了我国未来能源研究的国际地位，也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员。

“ 十一五 ” 期间，国家还将建设 30 个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实验室和 300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为科学家创造更好的实验条件、工作环境，满足基础研究和科学实验的需要。这些国家级的实验体系建设，将为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贡献。

二是推进科技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筑牢科技创新活动的物质保障。要加快推进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高等院校 “211 计划 ” 、 “985 工程 ” 等计划中的科技配套设施建设，整合科技资源，理顺管理体制，构建跨地区、跨学科、多层次、布局合理、体系完备的科技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科技活动的广泛开展和全民科技素质的大幅提高。

三是强化产业技术开发体系建设，提供产业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在我国整个创新价值链中，如何把科技成果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和经济效益，长期以来都是短项。尤其在行业科研机构逐渐转型为企业后，如何保持重要行业的技术创新活力，增强共性技术的有效供给，突破核心技术的瓶颈制约，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此，我们要鼓励和引导社会加大投入，支持有关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采用产学研联合等多种形式，加快研发试验条件建设。

“ 十一五 ” 期间，我们要建设 100 个国家工程实验室，强化对国家战略任务、重大工程的保障能力，抢占未来的技术制高点。要建设和完善 100 个国家工程中心，把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变成工程化的技术，使得企业发展拥有更为坚实、有力的技术支撑，促进产业技术的整体进步，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国家工程中心和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两大计划相互配套，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构建重点产业、关键领域的创新平台。

四是加快建设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培育一批具有自主品牌、较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在原国家经贸委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将继续推进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工作，并制订了一套完善的指标和评价体系，从国家政策上引导企业加强技术中心建设，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 十一五 ” 期间，按照工作安排，我们准备重点支持 300 家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的创新能力建设。这些工作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五是促进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实现科技创新资源的高效利用。主要是希望为全社会创新活动提供一个公共的服务平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自主创新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提供社会化服务。创新服务体系包括创新服务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技术转移中心等。这方面工作的重点是要有效整合社会创新资源，鼓励和引导各类创新服务机构的发展，显著提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

《中国投资》：对于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的投入机制是怎样的？

许勤：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强有力的领导下，我们将坚定不移、不折不扣地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落实委党组的要求，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强化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在投入方式上，我们要根据发展需要，坚持多元化投入。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将主要由国家投入，因为它们是战略性、前瞻性的，是瞄准未来二、三十年甚至更长远的发展。对于国家工程中心和国家工程实验室，大部分应是产学研相结合的投入，国家投入部分资金主要是支持其建设和发展的。企业技术中心是以企业投资为主体，国家投资为引导。在创新服务体系建设中，国家直接投入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将是政策手段和规划布局。

打造良好环境

《中国投资》： “ 十一五 ” 期间，国家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支持自主创新？

许勤：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简要回顾一下全国科技大会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部署，我委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的有关工作和下一步拟采取的主要措施。

去年以来，围绕贯彻全国科技大会精神，自主创新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首先是贯彻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 “ 十一五 ” 规划纲要的相关部署，制定颁布了国家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规划、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等一批重要规划。制订了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配套政策的一系列实施细则。不断加大科技投入， 2006 年中央财政科技支出 774 亿元，增长 29.2% ，增幅明显高于中央财政支出。

其次是加快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EAST 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装置、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相继建成，圆满完成了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二期的建设任务，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全面启动建设，原始创新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三是强化技术创新薄弱环节，加快推进燃料电池、煤矿瓦斯治理等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建设，启动建设了生物冶金、下一代互联网等国家工程实验室，重点加强了一批优势企业的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的科研基础条件，企业的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

“ 十一五 ” 期间，围绕贯彻落实 “ 十一五 ” 规划和中长期科技纲要，国家将从五方面加强自主创新。

一是实施好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配套政策实施细则，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是组织实施好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确定的 16 大专项，以及支撑计划、重大装备研制、 973 、 863 、自然科学基金等科技计划。

三是加强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实施好《国家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 “ 十一五 ” 规划》，把规划提出的战略部署和重点工程落到实处。

四是组织实施九大高技术产业专项工程和一批高技术产业化专项，建设一批高技术产业基地，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五是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中央财政科技支出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同时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投融资机制。

《中国投资》：在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采购制度等方面，目前是否已经有了成熟的想法？下一步将如何展开？

许勤：政策环境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 2006 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配套政策，从科技投入、税收激励、金融支持、政府采购等 10 个方面提出了 60 条配套政策。部署了 99 项配套政策实施细则的制订工作，我委负责制订其中的 29 项，配合制订 34 项。按照国务院部署，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订。这些具体实施细则的制订出台，将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落实打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目前，已正式发布的配套政策实施细则 47 项，比如在科技投入方面，出台了《激励企业自主创新财务管理办法》、《发挥财政资金对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引导作用的资金财政政策》等；在税收激励方面，出台了《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等；在金融支持方面，出台了《国家开发银行高新技术领域软贷款实施细则》、《关于加强和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保险服务的实施细则》、《中国进出口银行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特别融资账户实施细则》等；在技术引进与创新方面，出台了《中国鼓励引进技术目录》、《关于鼓励技术引进与创新的若干意见》等政策。与此同时，软件、集成电路、数字电视等一批产业政策也正在抓紧制订出台，进一步加大了对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

下一步，我们一方面要抓紧做好后续配套政策实施细则的制订工作，力争早日发布；另一方面要抓好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工作，真正将各项激励政策落到实处，让自主创新的企业、科研机构得到实惠，最大程度发挥政策的功效。

《中国投资》：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外资企业是我国获得先进技术的一个重要渠道。目前，外资企业除了投资建设生产基地，也在国内建立了一批研发中心，您如何评价外资企业在我国自主创新中的作用。

许勤：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大家广泛关注、讨论的一个题目。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跨国公司开始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近年，在跨国公司全球经营战略的推动下，世界各主要行业的大型跨国公司加快了在我国建立研发机构的步伐，其数量和规模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据初步统计，外资公司以各种形式在中国已经投资建立了近 1000 家研发机构，累计投资已超过 40 亿美元。

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此类研发机构以应用研究为主，但近年来基础研究也呈现上升趋势。跨国公司正在不断提升中国研发中心在其全球研发战略体系中的层级，一些跨国公司将部分核心技术开发与基础研究工作逐步转移至中国。如微软中国研究院、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北京）、通用电气中国技术研发中心（上海）、 IBM 北京研发中心等均在各自集团的研发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

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也是我国自主创新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首先，这些研发机构带来了国际研发要素。如国外研发人员、研发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研发项目、先进或前沿的研发信息等，产生要素创造效应。其次，有助于我国本土研发人才的培养。在华外资研发机构中的雇员以国内研发人员为主，这些人员通过培训、交流、实践等方式提升了自身的研发水平和能力，学习到先进技术和优秀的管理经验，最终实现了对我国本土高级研发人才的培养。第三，有助于我国融入国际研发体系，跟踪国际研发和技术创新前沿。在合作和竞争中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促进我国创新机制的健全和完善。

当然，在产生上述积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国内企业、科研机构在薪酬待遇上与外资研发机构的差距，导致很难留住高端人才，削弱了我国研发机构的竞争力，间接提高了我国国内研发成本。但总体上看，外资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一个潮流，无论对我国自主创新还是对外资公司发展都是一个共赢的局面。

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交流与合作更加广泛，我国的自主创新是融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在交流和合作中不断得到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很希望在自主创新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推动创新要素的跨国流动，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我们的自主创新不是封闭的创新，而是开放式的创新，自主创新包括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内涵。我们自始至终欢迎、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并希望他们与国内其他科研力量一起，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投资》：国外有些人怀疑，中国搞自主创新是不是又要封闭起来。国内也有类似的困惑。您对此有何回应？

许勤：把 “ 自主创新 ” 翻译成英文 “Independent Innovation” ，实际上自主创新的中文内涵没有得到全面准确的体现。我们讲自主创新，不是封闭起来以自我为中心的创新，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创新，更多体现为开放式创新，我们要最大程度地吸收利用人类的研究资源。创新不只是一国、一个地区的行为，而是全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自主的含义，是为了使国内创新力量能够更多地集中。我们也欢迎国外机构来中国投资建设各种研发设施。实际上，近 3 年来越来越多跨国研发机构在中国设立，很重要的因素一是在于创新环境越来越好，政策体系越来越健全；二是国内创新力量、人才基础有了很好的积累。

应该看到，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创新的全球化，把更多创新力量放在接近市场的地方、放在工业基础和体系更健全的地方，也是跨国公司全球化发展战略布局和资源配置的需要。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也促使我们要不懈努力地推进自主创新。过去，我们为知识产权、技术转移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最明显的是 DVD ，专利费占到一个产品成本的 1/3 。我在对外合作中多次强调，我们承认知识产权的价值，也愿意为创造知识产权的机构和个人付合理的费用，但是坚决反对某些企业和利益集团滥用知识产权来获取超过其价值的超额利润。

我国未来产业结构向高端转移，必须立足自主创新，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要求。

海归人才推动中国创新

文 / 本刊记者 杨海霞
海归人员携带最新的技术或商业模式回国，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推动者

3 月底，人事部、教育部等 16 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绿色通道的意见》。根据这个通知，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可不受户口及编制限制。

旨在吸引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的其它措施还包括，回国工作的高层次留学人才的报酬与其本人能力、业绩、贡献挂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63 、 973 等重大科技计划和专项基金将面向回国工作的高层次留学人才平等开放；对特别优秀、国内急需的高层次留学人才，人事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资助专项经费；高层次留学人才入出境及居留将享受一系列便利条件等。

海归人才的回流，已经成为中国创新的重要动力。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是最著名的海归创业园区，截至 2006 年底，园区累计注册留学人员创业企业 3588 家，注册资金总额达到 45 亿元。有 18000 多位 “ 海归 ” 在广州工作和生活，创立的企业有 500 多家，一半以上的企业实现了产业化。

作为中国著名的 “ 海归 ” 人物，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称： “ 现在还留在国外的那批人，一般在国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建树，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在考虑要不要回国发展。 ” 去年 “ 两会 ” 期间，陈曾建议，采取一些灵活措施吸引这些在国外已有成就的人回来。

投身基础创新

这正是 DMB-T 方案 —— 中国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性能领先的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方案。而在这个方案的研发中，杨林、王兴军、宋健等一批海外人才的参与，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杨林是美国凌讯公司的创办人，也是上述清华数字电视标准芯片研发的主要参与者。这家公司在清华数字电视标准的研发中负责芯片的研发，并在最初合作中提供了部分研究资金。在中国的基础研究领域，有不少人才是海外归国人员。事实上，从 1978 年到 2006 年底，中国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已经超过 100 万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学成后回国。这些 “ 海归 ” 中涌现出一批科研领军人物。

在 2 月 27 日揭晓的 2006 年度国家科技奖中，一批海外留学回国人员频频摘得重要奖项。

据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统计， “ 海归 ” 派在 2006 年度国家科技奖获奖项目完成人员中占有较大比例。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有 36.58% 是 “ 海归 ”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的第一完成人中有 66.67% 是 “ 海归 ” ，国家技术发明奖第一完成人中 40% 以上是 “ 海归 ” ，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 30% 以上是 “ 海归 ” 。

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的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张亚平、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与数学研究院袁亚湘、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韩金林，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广军，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展讯通信上海有限公司武平，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王健、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童光志等都是年轻的留学回国人才。

“ 他们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中取得的重要成果，为促进中国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负责人说。

孟安明是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教授，还是中国教育部 “ 长江学者计划 ” 特聘教授。在对斑马鱼的研究中，他和他的团队发现了诱导脊椎动物胚胎中胚层生长的转化生长因子的新调控机制，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引起学界很大关注。

孟也是一名海外留学归国人员。他曾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学习，获得遗传学博士学位。后来在美国佐治亚医学院作访问学者时，他转行到了发育生物学领域。此次转行获得极大成功，他在那里发表了一些极具创新性的科研成果，而后回到清华大学。

谈及 “ 海归 ” 学者在国家的自主创新中所发挥的作用时，孟安明对媒体表示，虽然不排除有的留学人员回来后，往往有意识、无意识地模仿国外已有的先进技术，失去了自主创新的勇气和积极性。但是对于大部分 “ 海归 ” 来说，留学经历对于自己的创新还是大有裨益的，只要他能够灵活运用自己的已有知识结构和不断学习。

“ 我在该项研究的搭档陈晔光也是 ‘ 海归 ' 。 ” 据孟安明介绍，陈晔光曾就读于美国 Fordham 大学，获细胞生物学硕士学位。之后在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后来相继在 Howard 休斯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和在美国加州大学 Riverside 分校任助理教授， 2000 年来到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现同样是教育部 “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 特聘教授，兼任生物膜与膜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 我们获得这项成果的一个社会意义，就是告诉广大留学人员，在祖国的土地上，你同样可以获得重大的科研成果 ” ，孟安明说。

新产业推动者

“ 海归 ” 人员不仅投身于基础研究，还有不少在归国后将创新技术转化为产业，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推动者。

赛百诺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基因药物的公司。不久前，著名的新加坡 “ 环球企都奖 ” 颁给了赛百诺。 2006 年 10 月期《福布斯》推出的首届 “ 中国科技先锋 ” ，也用大篇幅介绍了赛百诺公司和它生产的药物，封面人物就是其创始人彭朝晖。

彭朝晖堪称中国基因治疗之父。 1952 年出生于山西省的他，从西安的一所大学和日本的千叶大学获得联合博士学位。他也是从美国留学归来。他曾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位于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和圣地亚哥一家新兴生物科技公司工作过。 1998 年他从深圳市政府获得 30 万美元的创业基金，并创立了赛百诺公司。此后，赛百诺公司又获得了 500 万美元的私人投资和 600 多万美元的政府津贴。

与彭朝晖合作的还有一位在基金治疗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 “ 海归 ” 人士 —— 李定纲。他是北京海淀医院基因治疗中心的主任，也是一名肿瘤学家，在过去来自 22 个国家的几十名外国病人曾到海淀医院寻求李定纲的基因治疗。 20 世纪 90 年代，他曾在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从事了 5 年的研究工作。从 1997 年开始，他与赛百诺公司的彭朝晖共同工作，努力使中国在基因治疗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1999 年，在美国留学 12 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医学博士学位的罗永章回国创业，他和家乡山东烟台的荣昌制药合作成立了一个公司 “ 麦德津 ” ，开始开发抗癌药物。终于，用 6 年的时间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个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抗肿瘤新药 —— 恩度，并于 2005 年 9 月获得 SFDA 认証。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专家孙燕院士说，与传统直接杀死肿瘤细胞的化疗药物不同，恩度的作用机理是通过靶向抑制为肿瘤提供营养物质的新生血管，从而达到控制肿瘤生长的目的，即所谓 “ 饿死癌细胞 ” 。

事实上，设想的提出和药理上的突破，都不是罗永章的功劳，而是美国科学家、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 JudahFolkman 。但是 Folkman 教授始终没有找到低成本复制这种生物蛋白的方法，不能批量生产，形成药物。罗永章解决了这一难题。

除了药物领域，中国许多新型产业中不乏 “ 海归 ” 人才的身影。曾经高居中国富豪榜榜首的施正荣正是一位在中国开创太阳能产业的 “ 海归 ” 人才。

1988 年他被公派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留学，师从世界太阳能之父 —— 马丁 · 格林教授， 1992 年获得太阳能科学博士学位，留校任太阳能研究中心研究员 ,1995 年筹建太平洋太阳能研究中心 , 任执行技术董事。

2001 年 1 月，无锡小天鹅集团、山禾制药、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等八家企业共同融资 600 万美元，施正荣投资 40 万美元的现金和价值 160 万美金的技术参股，共同组建了中澳合资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现在这家公司生产的光伏发电系统被用在了北京 2008 年奥运主会场国家体育馆里。

财富新锐

正如施正荣一样，很多 “ 海归 ” 人才在将创新技术产业化的同时，创造了大量财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抗癌药恩度一面世便成为各路资本的争夺之物。包括新加坡淡马锡、茅台在内的 60 多家企业展开了竞争，最后，位于南京的私营药企 ─── 先声药业以 2 亿元收购了烟台麦得津公司 80 ％的股份，创国内药业单品收购金额之最。

而赛百诺的基因药物 “ 今又生 ” 目前年产 20 万支，每支售价为 3380 元，年产值约为 6.7 亿元。公司计划在 2008 年上市。人们期待又一位高科技富豪的产生。

事实上，在互联网领域，中国已经上演了无数次高科技 “ 海归 ” 人才创造财富的神话。

2005 年 8 月 5 日，李彦宏创建的百度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首日挂牌，股价飙升逾 3 倍，收盘价达到 122 美元，一度成为美国股价最高的中国上市公司，也成为美国有史以来上市当天收益最多的 10 只股票之一。

百度的成功是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品牌在国际资本市场的一次精彩亮相，使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再度升温，成为带动 IT 产业新一轮投资热潮的标志性事件。百度公司目前是中国最大的搜索网站。而李彦宏曾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了八年，于 1999 年回国。

1991 年他从北大毕业后进入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硕士毕业之后陆续担任了道 · 琼斯公司高级顾问、 Infoseek 公司技术工程师等职位。在这里他解决了如何将基于网页质量的排序与基于相关性排序完美结合的搜索技术问题，并因此获得了美国专利。 1999 年年底，李彦宏带着 200 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毅然回国，与好友徐勇共同创建了百度公司。

“ 海归 ” 派回国创业在网络造富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将国外的商业模式带回中国，复制了一系列成功的公司。比如，唐越、梁建章和沈南鹏模仿国外已经成熟的机票、酒店预订网站回国后各自开创了 e 龙和携程网，而邵亦波更是将 ebay 搬到了中国，创建了易趣。

跨国研发中心向中国转移

文 / 邱罡

中国的研发人才优势、广阔的市场前景是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最重要的有利条件
近年来，外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形成热潮，不但数量快速增加，同时现有研发中心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全球研发体系中的战略地位也明显上升。

总体来看，跨国公司发展在华研发中心符合跨国公司、中国政府、中国企业的长远利益。跨国公司应继续加大在华研发投入，进一步将在华研发机构融入其全球研发体系中。

研发中心热点

1993 年，摩托罗拉全球软件集团中国中心在京成立，是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首家研发中心。入世后，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步伐不断加快。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06 年 10 月，外资在华研发中心已超过 800 家。这些研发中心的母公司来源于北美、欧洲、日韩及中国台湾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数量

中国成为研发中心热点与中国市场潜力巨大、投资环境改善及研发人员成本较低有关。

改革开放以来，受中国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吸引，众多跨国公司已把生产组装环节陆续转移到了中国。据中国商务部统计，跨国公司世界 500 强已有近 480 家在华投资。

入世前后，中国市场地位的上升和竞争的加剧迫使跨国公司调整在华战略布局，加大在华上游研发环节的投资，力图实现价值链一体化。跨国公司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在未来 10 至 20 年间，其发展速度将难以估量。

跨国公司在中国不仅要与本土企业进行竞争，还要和实力同样雄厚的其它跨国公司进行竞争，不贴近市场加大本土研发其产品将难以获得优势。

政府相继出台的优惠政策和中国大量高素质的低成本人才也是重要诱因。 2000 年 4 月，原外经贸部出台《关于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的通知》，规范了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的形式、经营范围、条件和设立程序，并列出了相关优惠政策。根据该通知，研发中心是从事自然科学及其相关科技领域的研究开发和实验发展（包括为研发活动服务的中间试验）的机构。研发中心可以转让自己的研发成果，可以委托或联合开发的形式与国内科研院所开展合作研发。研发中心不包括培训中心。

中国高素质人才的成本相对较低，以软件业为例，美国软件人才的使用成本是中国同等人才的 9 倍，印度软件人才的使用成本是中国的 2 倍。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的研究人员绝大部分是在国内招聘的高校毕业生或者引进的留学归国人员，人才本地化平均已达到 95 ％。

行业及地域分布集中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主要分布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从研发中心的数量来看，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主要集中于电子及通讯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医药、化工等制造业。其中电子信息业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比例高达 41.3 ％，其它依次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23.1 ％、一般消费品 10.3 ％和化工 3.8 ％。

据 UNCTAD 调查，汽车、化学、制药、电子、 IT 也是全球研发投入最高的五个行业。

这种行业分布格局与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行业特征基本一致，同时也与我国各行业的人才储备及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相关。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苏州、天津等大城市。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的研发机构主要分布在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以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与当地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开放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

近年来，跨国公司在西安、成都、重庆等西部地区成立的研发机构数量日渐增多。

在西安、成都等地已建立起了十余家跨国企业研发中心，主要集中在 IT 和软件行业。 2004 年 8 月，爱立信研发中心正式落户成都，初期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国及全球市场开发基于 GSM 、 CDMA 及 WCDMA 等移动标准的无线基站产品。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绝大多数是跨国公司的独资机构。摩托罗拉中国研究院、朗讯贝尔实验室、三星通讯技术研究所、联合利华上海研究中心、微软中国研究院和 IBM 中国研究中心等，均采取独资形式。

只有少数研发中心是和中国合资，如 2003 年联想和 Intel 合资成立的研发中心。 2006 年 7 月，摩托罗拉和华为 UMTS 联合研发中心在沪成立，双方将共同就网络架构、产品解决方案以及工程服务展开一系列的研发计划。

在华发展战略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的发展战略以技术支持和面向中国的应用开发为主。从功能和技术层次来看，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的发展战略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技术支持型研发中心主要负责为本地生产或销售提供技术指导、维修服务和产品测试等。摩托罗拉 — 小天鹅集团单片机研发中心于 1999 年成立，旨在将摩托罗拉单片机应用到小天鹅的洗衣机产品中。本田技研工业投资公司于 2004 年在北京成立，主要从事本田汽车主要零部件、整车的性能测试和数据采集。

从事产品和技术本土化工作的研发中心，主要是在母国核心技术的基础上进行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应用开发。摩托罗拉中国研究院开发中文手写输入技术，并于 1999 年设计出了第一款适合中国人习惯的中文手写手机 A6188 。上海通用的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成立于 1997 年 8 月，通过对北美市场的原厂车型进行改造，先后设计了适合中国市场的别克赛欧、别克君威和别克凯越等多款汽车。

技术跟踪型研发中心主要关注中国新技术的发展动向，并尽可能参与其中。 2006 年上海贝尔阿尔卡特与大唐移动建立联合实验室，共同开发关于中国自主的 TD-SCDMA 3G 标准的技术和产品。

面向全球市场的研发中心，其技术成果将推向海外，同时往往还进行一些基础研究。上海西门子医疗器械研发中心已经成功开发出了两款面向全球销售的 CT 产品 ——Somatom 欢星和 Somatom?Spirit 。 SAP 成都研发中心于 2006 年 4 月正式启动，工作重点是为全球中小企业开发产品，其在中国开发的汽车供应商专用软件，已在德国投入市场。

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大多从事技术支持和应用研究，但重要性在不断上升，少数已升级为全球研发中心。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战略早期主要是为在华生产和销售提供技术支持。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来，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的战略逐步转向致力于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技术开发。当时松下集团在中国投资了两个研发中心，都侧重于应用性研发，以确保产品更贴近中国市场需要，基础性研究机构则多设在日本本土。

随着中国政府加大自主创新力度，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开始跟踪当地新兴技术和自主标准的发展动态。

近年，随着中国科技水平的提升和研发人才经验的积累，以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等为代表，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在华研发机构发展成为全球性研发中心。

2006 年，微软联合其在华的 14 家研发机构成立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成为其全球创新体系的重要节点。联合利华先后于 1996 和 2000 年在上海建立研究室和研究中心，并在此基础之上发展成为联合利华中国研究所，属于其全球六大研发中心之一。

转移趋势将加速

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发展研发能力，各级政府都出台了相应政策鼓励外资在华研发。主要包括： 1 、不构成生产的实验室或中试范围的进口自用设备及其技术，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2 、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技术改造，进口符合条件的自用设备及技术免征进口关税及进口环节税； 3 、自行研发技术的转让收入免征营业税； 4 、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增长 10 ％以上（含 10 ％）的，经税务机关批准，可再按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额的 50 ％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近年来，受政府政策引导，长期以来较少投入在华研发的合资汽车企业也开始在华增设研发中心。 2004 年 12 月，东风日产乘用车研发中心在广州成立。 2006 年 1 月三菱汽车在上海成立了海外第三家研发中心。通用汽车和上汽集团合资的上海泛亚技术中心也在近年大幅增加了研发投资，并相对独立研发了适合本土市场的别克君威系列轿车。

预计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的数量及其在全球研发体系中的重要性将继续提升。跨国公司普遍认为，未来几年中国是最有吸引力的研发基地所在地。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的技术外溢性大，加快了中国的产业升级。跨国公司大量雇用归国的中国留学生，这些 “ 海归 ” 有强烈的创业冲动，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的技术外溢性主要通过研发人员的流动来实现。比如中国德信无线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China Techfaith Wireless ），创立于 2002 年， 14 位创业团队此前都是中国摩托罗拉的员工，该公司 2005 年净收入为 1130 万美元。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汽车制造基地，越来越多的跨国汽车制造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有助于中国提高中国汽车制造业的技术含量。

跨国公司研发中心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将能更好地发挥中国的人才优势，同时引入有效的研发体制与技术产业化模式。长期以来，许多中国高校、科研院所的研发体制不合理，且不利于技术的产业化，而跨国公司的合作项目往往更强调市场需求导向，注重研发成果的实用性。

中国的研发人才优势、广阔的市场前景是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最重要的有利条件。优秀人才是研发中心最重要的资源，决定着技术领先的跨国公司的长期竞争力。中国研发人才的流动性较高，确保核心技术人员是减少技术外泄的有效途径。跨国公司应通过系统的培训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吸引并确保中国优秀人才。

核心技术的外溢性不应该成为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主要障碍。技术进步日益加快，不同技术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现有技术不能长久地保持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持续的创新能力才是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从政策环境看，中国正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政府、企业与公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正在增强，这有助于跨国公司保护核心技术。

而且，设立并发展研发中心是搞好政府关系、享受更多优惠政策的重要途径。外资通过设立与发展研发中心，能获得各级政府较大的支持。

（作者：三星经济研究院 www.serichina.org 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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