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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策划 尚鸣
水坝建设是最能唤起人类激情的工程之一，更是人类意志和创造力登峰造极的表现。当年毛泽东“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梦境，伴随着三峡大坝70年设想，50年调查，40年勘测，30年争论而艰难走出梦境时。一些国家开始反思水坝的是与非，重新审视水坝带来的利与弊。
从国际水坝建设的进程来看，100年以来，地球上几乎每天出现一座大坝，全世界已花费了两万亿美元建造了4.5万座大坝。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造大型水坝的国家，科罗拉多河上的胡佛大坝开了世界大型水坝之先河。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水坝建设发展得非常快，70年代，耗资10亿美元的埃及阿斯旺大坝竣工后，水坝建设达到了顶峰。随着人们对环境生态的认识，到了80年代，水坝建设开始衰退，大家开始反思大坝带来的负面效应。到了9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认为应该结束大坝时代。
大坝能够发电，造福千万家庭和工厂，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近年来对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关注并保护一条自然的河流”与传统的“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两种观念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引发了水电大坝的激烈争论，从国外到国内，“主坝派”与“反坝派”剑拔弩张，争论得面红耳赤。
199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银行共同举办了“大坝--了解过去，展望未来”，把在大坝争论中的领头专家和主要资源托管者团体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进行公开和透明的讨论。1998年，检讨水坝发展有效性的独立的世界水坝委员会成立，2003年年底，来自61个国家的300多位水坝专家、NGO(非政府组织)代表及农民聚首泰国东部帕孟河畔，召开国际水坝大会。水坝的支持者和批评者把大坝作为持续发展激烈的争论焦点之一，许多生态的、技术的、经济的问题在争论中越来越细致、深入。
国内首先争论的焦点是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紫坪铺和杨柳湖两个水电大坝以及金沙江干流锡洛渡和项家坝两个水电大坝该建还是该停？接着争论的是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风景名胜区的木格错、仁宗海和巴王海水电大坝该建还是该停；最后是关于世界自然遗产地怒江十三级水电梯级开发规划以及首当其冲的水库大坝该建还是该停之争。赞成建坝者认为开发和保护应该并存，反对建坝认为保留一两条“原汁原味”的河流，传给后代子孙。
环境问题很重要，但能源问题同样重要，现在谁缺电能活？谁离了能源能生存？美国水能资源已经开发利用了80%，巴西和挪威电力90%以上由水电提供，他当然可以说不准建坝，中国虽然有86000座水坝，是世界上水坝最多的国家，但我国的水能资源开发利用还不到25%，水电建设仍是必然的选择。
对大坝与生态问题的关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虽然建坝面临很大的压力，但中国的发展仍需修建更多的大坝来解决洪水、干旱、电力短缺等年年都要出现的问题。社会各界对大坝的不同看法应该引起决策者和开发者足够的重视，对偏激的、全盘否定大坝的不同观点也应做好科学的解释工作。为此，本刊围绕建坝之争，对“主坝派”与“反坝派”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专访，客观记述了他们的观点和根据，力求我们对每一条河、每一个大坝进行规划设计时，都十分慎重地对待生态问题，认真做好生态环境评估报告。只有充分重视每一座大坝的生态问题，才能取得一个合理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解决我国面临的能源困局。
怒江之争 发展模式的选择之痛
○ 本刊记者 原松华
环保一直是中国发展进程中一个沉重的话题。以怒江为例,在支持建坝和慎建之间一直存在着诸如老百姓的脱贫问题、泥石流和地震问题、利益分配问题、能源战略等相关问题的交锋;意见分野两大阵营的交锋越演越烈，正从学术界延伸到公共领域，并演变成一个热门的公众话题。
在利益和主张不一致的情况下，怎样协调和平衡不同的利益和主张，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走资源开发之路是当地政府惟一的选择吗？地方政府应该怎样审视自己的发展之路？在让地方贫困和发展这种两难处境上，国家的责任是什么？带着一系列问题，本刊记者近距离接触了两大阵营的专家、学者和第三方经济学家，试图用第三者的记录来昭示环保之外的意义。
建坝的理由
“云南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水能资源可开发量达9000多万千瓦，占全国可开发量的20.5%，居全国第2位，可开发量的92%集中于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
6月2日，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的“科技发展观与绿色经济高峰论坛”上，云南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何宣向来宾介绍，“云南人均生产总值刚刚超过800美元，仅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70%左右。同时，云南现有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占云南总县数的61%，人均年收入865元以下，贫困人口760万人。这种现状决定了云南需采取超常规措施加快发展，而加快开发水能资源是振兴云南经济的最有效途径”。
贫困地区希望通过自然资源的开发解决当地的贫困问题，因此，怒江大坝成为当地政府振兴经济的一把即将启用的“尚方宝剑”。
“我支持怒江建水电站有5方面的理由。怒江地区50万人口要脱贫，首先，怒江建水电站能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百姓贫困的问题不可能靠国家救济解决。库区5万移民的代价还是比较低的，我赞成生态移民。”作为支持建坝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先生在接受《中国投资》记者采访时说。
“第二点，从发电角度说，怒江的发电量可以达到2200万千瓦，长江三峡是1800万千瓦，而怒江的投资只有长江三峡的一半，正是因为怒江的地势地理条件好，可以用较小的投资就能产生较大的水电回报；“2200万千瓦相当于当前水力发电装机的20%，不是小量。”何祚庥院士强调。
第三是为了保护生态。“不把老百姓从山上请下来，他们还在刀耕火种砍伐树木，只有把居民请下来才能更好地保护生态”。
第四，云南是少数民族地区，怒江少数民族占92%，只有8%是汉族；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多事之地，是战争环境地区，老百姓为了保家卫国做出了贡献，应该是优先发展的地方。
第五，需要巩固和南亚国家地区的友好关系。“我国能源受到了威胁，石油通道受到威胁，马六甲海峡大家都虎视眈眈，很需要开辟另外的油路。如果建起水电，可以用水电换油，一部分输出华东、华中地区，一部分输出缅甸。缅甸、巴基斯坦、印度、云南就是个通道，从国际形势看，有其战略意义”。
“为什么要这么排序？”何祚庥院士强调：“第一，贯彻以人为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老百姓；第二，必须发展，有人说保护生态就能脱贫，脱贫就是生态，这里有一点差别，应先把脱贫放在第一位”。
2003年8月14日，由云南省怒江州完成的《怒江中下游流域水电规划报告》通过国家发改委主持评审。该报告规划以松塔和马吉为龙头水库，再由丙中洛、鹿马登、福贡、碧江、亚碧罗、泸水、六库、石头寨、赛格、岩桑树和光坡等梯级组成两库十三级开发方案。
北京和云南环保NGO人士在得知怒江要进行梯级电站开发后，发起了颇有声势的反对活动。2004年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怒江项目上批示说：“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这导致怒江开发计划暂时搁置。
中科院老科学家何祚庥、“反伪斗士”司马南早已名满江湖，10多年前反对伪科学时的联手合作使两人成为公众知名人物。年轻一些的方舟子以揭露“学术造假”而渐成学界新锐。共同的科学立场使三人惺惺相惜。今年春节期间在北京展开的一场辩论，论题是“人类是否应该敬畏自然”，论战双方分别是以何祚庥为首、方舟子和清华大学赵南元教授为主力的“非敬畏派”；以环保人士汪永晨、廖晓义、梁从诫等为代表的“敬畏派”。两派各抒己见，一时引发众多媒体的参与。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协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告诉本刊记者：“我也赞成何祚庥院士以人为本的思想。”立场的一致使这几位学者走到了一起。张博庭为司马南提供了“怒江开发”这个典型案例。今年4月初，张博庭组织了这批学者共赴云南考察，他说：“这几位学者是公众人物，他们带来的影响力会更大”。
在和记者谈起怒江建坝问题时，司马南显得很激动。有人形容司马南，当他那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理性碰到了“环保主义”的后现代迷雾时，对方那种诗性、随意、散漫甚至“敬畏神灵”、“敬畏自然”的说法让他难以接受，而当得知这些夹杂浪漫主义色彩的绿色团体竟然试图阻拦一项重大国家工程时，他更是难以接受。
“在考察过程中，看到2000米海拔以下植被破坏殆尽，已经没有高大的乔木，只有稀疏的灌木，老乡砍柴，放火，刀耕火种维持生存，生态环境早已遭到破坏；只有建了水坝，当地老百姓不需要刀耕火种来维持正常生存，怒江的环境保护才能进行，才能可持续发展。所谓保护生态江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人类最后一条生态江更是文学女青年的浪漫”，司马南说。
新语丝网站社长方舟子认为，建坝可能会对海里面回游的鱼有影响。“但当地人说长距离回游的鱼只有一种叫云纹鳗鲡，这是一种大型鱼类从海里回游，不过怒江比较少。如果怒江建坝，我建议当地在旁边留一个鱼道以便使这种回游鱼能顺利通过。目前在缅甸境内下游也在建坝，如果缅甸不留鱼道，会影响回流的鱼，而不是光取决于云南一段。”方舟子告诉本刊记者。
有人质疑，怒江建坝能解决当地百姓脱贫致富只是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的一个借口，而建坝真正的目的是企业利润的来源和地方GDP的增长。资料显示，按原有13级大坝方案建成发电，怒江上的水电站每年产值将达到360亿元，为国家贡献利税8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将增加27亿元，仅怒江州每年地方财政就将增加10亿元。与此相对应的数据是，2003年怒江全州GDP为14亿元。
环保的声音
对于怒江当地老百姓的脱贫问题，“自然之友”创始人、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先生则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接受《中国投资》记者采访时说：“有什么根据建水坝就可以提高怒江老百姓的生活？现在报道大量三峡移民特别是到外省市的移民回流问题。如果这些移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移民还会回流吗？所谓修了水电站就可以致富，这并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当然一部分人可以致富，水电公司的人可以致富，地方官员可以搭车致富。但是当地老百姓真地能致富吗？完全靠水电站发电，用救济的方式解决移民问题不是长远之计，长远之计必须给老百姓一个生计”。
三峡建坝之争是从40年代开始的，作为著名的环保人士梁从诫先生当时的反对意见有两条：一是移民问题，他告诉记者：“移民问题并不是轻易能解决的。当然牺牲一部分人利益做出让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权衡。”另外，是污水问题。“三峡修了水库后，活水变成死水后污染会加剧，现在也证实了”。
“所有的水坝都是有寿命的，大概寿命200年。人类建水坝用来发电、灌溉整体不会超过200年。我们这一代为了发电、灌溉把水堵起来，当水坝报废后泥沙会填满水坝。200年后我们还给子孙后代什么？”梁从诫先生说：“当时去考察葛洲坝水库时，我很担心会出现同样的污染问题。葛洲坝刚刚修建时，顶托作用使支流的水流出来形成了一个小湖，当地老百姓特别高兴都到附近乘凉，没几年这个小湖越来越臭，污水顺流而下出不去了，怒江也有类似的问题”。
据“绿家园”创始人、著名的环保人士汪永晨女士介绍，在去年的世界水坝大会上，国家发改委正式宣布，全国1600万水库移民现在仍有1000万人生活在贫困当中。她在接受《中国投资》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这1000万贫困移民都没有解决，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怒江建坝能改变怒江老百姓的贫困？水库移民确实使一些人富了，是地方官员和一些商人，真正的原住民却丧失了他们原有的土地和生活方式”。
据记者了解，世界自然遗产有4个标准，其中有一个指标达到标准就可以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怒江是4个标准都达到了。一位联合国资深官员在考察了185个世界自然遗产后说：“三江并流无疑可以排在前5位的”。
“难道这没有保护的价值吗？怒江被人类学家认为是民族的走廊，说明有很多民族，有很多的传统，有各自的生活方式。老百姓为什么喜欢在那里生活，为什么政府在沿江给他们盖房子他们不住，而要回到山上去？世界自然遗产给怒江下的评语说，怒江的文化、信仰及他的艺术是和土地之间密切相关的，老百姓正是用他们的文化、信仰和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来繁衍生息的。”汪永晨女士说：“如果所谓的学者只看到了一个季节的怒江，而且根据几天的判断就认为老百姓不能在那里生存，是欠缺考虑的。我去过怒江3次，不敢说看到了怒江的全貌，因为怒江一年四季会有很多变化，它的山上和河谷地段有非常大的区别。如果一个科学家还尊重历史、尊重文化的话，应该看到这一点”。
记者翻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与《人类环境宣言》中的郑重声明上明确写道：人类有权享受良好的环境，也有责任为子孙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各国有责任确保不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环境政策应当增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
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公约对我们具有约束力，保护好遗产使之无损，并传之于后世是我们国家的责任。中国人大社会学教授周孝正指出，由于目前有些工程立项决策过程中信息不透明，其代价则往往是牺牲环境，实际也就是牺牲公众的利益。
在“自然之友”总干事、环保人士薛野看来，怒江是否建坝正处在前期的研讨过程，首先要做到公开。他说：“第一，我们要求公开，保证公众的知情权；第二，要公平就是要公正，包括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公平、西部和东部的公平、城乡之间的公平、代际之间的公平、人和自然的公平；第三，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第四，坚持可持续发展。如果遵守这4个原则，最后不论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认为都是相对可以接受的；遵守这4个原则，我认为开发的方案会趋向更合理、更完善，能得到公众的接受；而违反这些原则的开发方案则意味着寻租的机会、腐败和急功近利”。
汪永晨建议保留怒江的原生态，主要是它的文化、移民、法律的公正和生命的安全；一项这么大的工程应该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公众的参与，应该有听证会，利益相关的人应该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不通过环境评价影响法就是违法工程，法律不是儿戏，触犯法律应该怎么办？”她说。
汪女士今年4月份去怒江遇到了特别大的泥石流，她说，泥石流滚滚而来，造成人员的伤亡是瞬间，跟海啸一样没办法预测；今年四川、重庆、湖南的暴雨有300多处泥石流，为什么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有很大程度是人为的。因为砍树破坏了山体，当然有自然的原因，但人为也是不可忽视的。怒江这次遭受泥石流的地方都是公路旁边。公路旁边就是砍树、挖山、炸石，“如果我们还要尊重生命的话，修建大的工程需要非常深入细致的科学考察，采取安全的补救措施”。在去年11月份召开的环境影响评价的一个会议上，有关地震的报告只有半页纸，我认为这是不尊重生命的，在这样地震多发地带修筑大型水坝一定要有地震监测网站。但据我所知，这个地震监测网站至今没有建设的消息。在怒江水利工程上，应该考虑这些因素”。
在梁从诫先生看来，大江大河上修水电站，究竟最后的结果是福是祸不是几年就可以说清楚的。梁先生说，黄万里还在世的时候，他不支持三门峡大坝工程，实践也证明了他的说法。一般没有几十年、上百年的经历未见后果。“所以希望国家对怒江建坝要本着慎重、公平、公开、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需要未雨绸缪”。
今天的中国，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有一个问题不可忽视，当社会中不同的人群利益和主张不一致时，政府的功能在于能够协调和平衡好不同的利益关系。清华大学当代经济研究中心李
教授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社会公正是政府的第一职责；由此，才能进一步谈到国家的整体利益。只就能源而言，改变能源的利用率，减少能源的浪费，限制高耗能项目的盲目上马以及处理好水电、火电、核电、风电、潮汐电、太阳能及其他新能源研究与开发关系等方面也应作综合考虑。更重要的是，在规划和发展中，建立人和人的和谐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发展的选择之痛
为了摆脱怒江当地的贫困和地方的发展，除了建水坝，难道没有可替代的选择吗？
薛野告诉《中国投资》记者，他看过的一份2000年怒江州政府和昆明大学制定的怒江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对怒江州旅游业定位如下:“对于经济基础薄弱、贫困人口较多的怒江州来说，旅游业具有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拉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扶贫攻坚、保护生态环境等功能。把旅游业培育成特色经济和优势支柱产业是怒江州调整产业结构、脱贫致富的必然选择”。
虽然怒江旅游业的起点很低，加上旅游资源品位高，但是其发展势头很快： 1996年的全年旅游总收入4572.49万元,1998年超过1亿元。2004年仅“五一”黄金周一周内就达933.24万元,到2010年当地旅游收入将达到13.26亿元，2015年达到25.35亿元，2020年达到45.7亿元。在不过度开发生态的情况下，这种旅游收益是有长期保障的，而且旅游产业的价值链很长，包括旅游、饭店、导游等多方面。
有关专家认为，从建水电站和旅游前后对比，对怒江产业结构调整之影响，前者很小，后者很大；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方面，前者除了在施工期提供打工机会，电厂运营后只能招聘少数人，后者则由小到大，由低水平到高水平，逐步形成一个由各民族普通老百姓广泛参与的旅游服务产业。从持续性的角度看，前者的收益时间最长是大坝寿命，还需要广东等地在今后几十年保持稳定的电力需求。后者之收益则是一个典型的“增函数”，随着工业技术的普及，在它的发展高峰中幸存下来的自然本色和荒野地的价值完全可能呈指数上升趋势。从收益比的角度计算，怒江州只有在主要大电站发电、输电、卖电后才能得到电力公司近10亿元的税收，至少在将来10年内怒江峡谷是一个大工地；而后者的旅游收入却在年年快速增长。
一位区域经济学家说，开发并不是靠简单的资金投入，将西部的天赋资源开发出来就完成了任务，而应立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区域经济素质的提高，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的协调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郑易生教授表示，从国内外的经验看，不是所有的资源开发都能带动落后地区发展。生态脆弱——特殊价值地区尤其不能走片面资源开展道路，因为这很容易造成资源不可替代价值的破坏，这正是当地百姓最大的潜在经济权益。
经济落后地区有资源优势，而发达地区有资本优势，按照比较优势的逻辑，走资源开发模式是合乎市场经济规律的，事实上许多国家、许多地区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发现其结果有好有坏。这必须弄清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地区资源优势是否一定能够转化为地区全面发展？二是，地区发展优势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转化为地区全面发展？
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说明，由于盲目发展，一些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国家滑入了资源出口“专业化陷阱”，结果资源开发规模上去了，但是经济发展水平没有相应地提高。
从投资角度看，现在西部进行的大工程“多是由中央投资的，由中央直属的公司来承建；税收的75%上交国家；开发出来的资源主要是输往东部和中部地区加工利用的；主要的设备、材料是从东部和中部采购的；西部所得仅是少量的税收分成、地方建材和生活资料的销售收入、少量的劳务收入。这种格局实际上又是原来东、西部分工格局的翻版，具体的表现是西部GDP增长速度加快，而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并未同比增长，而且差距继续拉大。为此，西部大开发必须打破仅仅是开发资源、输出资源的概念。
另外，从资源开发的价格与利润问题看，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资源大省和地区是长期以低价格供给发展制造业的省份。进入市场经济改革时期，由于市场结构和政策规定的作用，并没有完全解决一些资源开发利润率低的问题。如果资源出口面临买方市场，又缺乏协调与整合，大量开发的收益是很小的。我国是世界第一稀土出口国，但是在国际市场上没有价格话语权，开发矿产的利润率只有1%～5%。片面的、急功近利的资源开发特别容易造成少数有权势的人暴富、而地方多数人难以分享其收益的情况。
郑易生教授告诉记者：资源开发能否带动地区发展，必须满足三个重要的条件：首先是对外经济关系方面，资源输出的价格是否合理？其次是经济结构方面，资源开发是否是劳动密集型？如果不是，是否能延伸产业链，带动本地的相关产业发展？第三是地区内部关系方面，资源开发的利润流向是否公平和有建设性？是过多集中于地区内外少数人的圈子并且外流，还是过多过早富了政府部门自身，还是较多地流向本地人民？从以往的例子看，有些地区资源开发的规模、投资很大，但正是因为没有满足这些有关条件，人民并没有相应地富起来。
“生态有特殊价值且十分脆弱的地区尤其不应该走片面资源开发的道路。由于信息落后和地方官员急功近利的政绩观，以掘取自然资源为纲的做法,特别容易断送本地更美好的前景。”郑易生给这些有资源优势但贫困的地区开了个“良方”:这时需要地方政府的耐心和艰苦的工作；有些地方通过努力保护生态系统、文化的完整性，其经济价值在中长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甚至是成指数的升值。像怒江这样典型的“三位一体”地区（生态脆弱、有特殊价值、贫困）需要探讨“生态特区”的新制度安排，国家应该给予这些贫困的生态地区必要的帮助，比如“生态特区”免“GDP排名”的政绩压力，考虑某种形式的“计划单列”，给怒江地区生态补偿，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财政支持政策，包括国家重新考虑对云南“两烟”的控制等。“盲目开发其实不是明智之举，不一定能给当地带来可靠的未来”。
一个民主的国家需要多方人士的共同参与，当年邓小平确立了“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论，使中国走向了一个发展的新纪元；而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提出同样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怒江之争是一场关于强势和弱势、西部和东部、城乡之间、代际之间、人和自然、发展模式的一场争论。其实这种境遇是目前我国许多领域都面临的，在改革和发展之间的抉择需要平衡各种利益关系，而且往往伴随着或短期或长期的阵痛，这种两难的境遇正是历史对我们民族空前的考验；同样，考验着政府的决策。这要求我们富有远见，正视问题，重新学习。
采访结束时，北大经济学院毕业的高材生薛野对记者说：“怒江不是水电公司的财产，也不单单是怒江州政府的财产，是全中国的财产。对于这么重要的财产，我们主张效仿三峡工程由全国人大决策，它能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并做出明智的决策。我们希望通过怒江的案例看到一个更开放、更公正、更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怒江有这种可能性，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谁是大坝背后的利益方
○ 魏刚
怒江项目不是中国第一座大坝，也不是中国最后一座大坝，但它带来的争论却此起彼伏，不敢说后无来者，起码是前无古人。
1995年一个两库13级的大坝被正式纳入议事日程，该项目预计装机容量2100多万千瓦，超出三峡工程装机容量300多万千瓦。这样巨大的一个水利发电容量将大大缓解中国的电力紧张局面。
2003年9月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召开的怒江项目听证会上，来自动物学、植物学、地学、生态学等不同领域的30多位学者发表了他们的观点，学者们指出怒江大坝建设将会付出巨大的生态和社会成本。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李 认为，对项目影响的评价应该由独立的专家来执行，并同时公开这些专家的名字；建设项目的计划要服从于公众的审查，那些做出错误决策的官员应该承担责任。
来自专家和民众的“呼声”显然对怒江项目的决策产生了影响。2004年4月，有关主管部门下令暂时搁置这个项目。
到目前为止，围绕怒江的大坝之争基本分为两派，主建派和反对派。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在两派背后又都有着不同的角色扮演者。
盯着GDP的地方政府
站在前台积极推动怒江项目的是怒江州政府，怒江水电开发对于州政府来说，已不仅仅是十三座大坝带来的源源电力，而是对怒江地区GDP的整体拉动。
地处滇西北的怒江生存环境恶劣，经济发展缓慢，至今仍是云南乃至全国最贫困的地区。据云南移民局局长杨骏介绍，72万亩耕地大部分是挂在陡坡上的“大字报”地，每亩地的产值回报仅33元，10亩地养活不了1口人。全州唯一支撑地方经济的森工产业也在天保工程实施后，退出了历史舞台。2002年，怒江州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05亿，比15年前只增加了3000多万，财政自给率仅为14.7%。
但是怒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水能资源，仅怒江中下游可开发装机容量就达2100万千瓦，与国家其他十二个水电基地相比，其可开发容量居第六位，与云南省资源比较，水资源占全省的47%。
据云南省发改委编制的怒江中下游水电开发规划报告指出，13个梯级电站的开发，总投资896.5亿元，如果2030年前全部建成，平均每年投入30多亿元，国税年收入增加51.99亿元，地税年收入增加27.18亿元。根据统计，电站建设每投入20万元，就会带来一个长期就业机会，896.5亿元的总投资，可带来448250个长期就业机会。
巨额投资还将带动地方建材、交通等二、三产业的发展，带动地方GDP的增长，促进财政增收。梯级的建设，将使电力成为地方的新兴支柱产业，成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由于可以以较低电价带动和支持矿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地方经济将会实现产业更新和产业升级，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将远远超过电力行业本身。
在电话中杨骏还告诉记者，梯级水库的建成，除了水能的利用之外，还产生巨大的水利效益，使农业获灌溉之利，城乡获供水之益及河道通航之利。光潞江坝一地，就可增加灌溉农地2.31万平方公里(34.6万亩)。
另外，同属三江并流地区的澜沧江漫湾水电站也让怒江州看到了脱贫的希望。据统计，现在国家财政每年可从漫湾电厂获利1亿多元，省财政获利5000多万元，所涉及的4县共获利5000多万元，漫湾电厂和省电力公司共获利1.2亿多元。
因此对于怒江州政府而言，水电开发是当务之急。
渴望回报的投资方
与州政府结为战略联盟的显然是投资方，他们好象不喜欢粉墨登场，更多时候在后面看场上的表演。
西南的几条主要江河已经被几大电力巨头划分了势力范围，怒江水电开发项目的投资方是中国华电集团公司，象其他电力集团一样，能够快速立项、审批上马、建成发电、得到回报是投资方美好的愿望。然而现实却不那么乐观。
华电集团参与到怒江流域水电开发中来是在2003年春节后。当时华电集团总经理贺恭与云南省主要领导交换了意见，从整个水电开发的形式——“水火并举，优先发展水电”着眼，决定开发怒江水电。
华电集团云南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新介绍，当时云南很多老领导都同意怒江水电开发，再说贺恭在云南工作长达14年之久，曾担任云南省电力局副局长，参与了云南省第一个百万千瓦水电站漫湾电站的建设，非常熟悉云南情况。2003年3月14日，华电集团与云南省政府签署了《关于促进云南电力发展的合作意向书》。
本来按照规划，2003年内将开工建设六库电站，同时启动马吉、碧江、亚碧罗、泸水、赛格和岩桑树电站的设计工作。但是因为随之而来的一连串“舆论攻势”，所有的设想开始搁浅。
华电云南总经理郭世明承认：建水电站，受益最大的确实是企业。然而怒江项目拖到现在，受损失的也是企业。到目前为止，华电已向怒江项目投入2000万元，这还只是有关勘测、设计费用。如果项目不能开工，那这钱就打水漂了。
事实上，在怒江这样水能丰富的地区，电站盈利似乎并不困难。仅仅靠着目前怒江支流上的49座中小型水电站6万千瓦的发电量(只占整个怒江地区可开发水能的0.03%)，水电公司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劳动就业部门和纳税大户。目前当地水电行业2000多人就业，每年纳税在1000万以上。
作为怒江水电工程的投资方，华电目睹滚滚江水东流去，却无法发电创造效益，确实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扬名立万的环保人士
在大坝之争中孤军奋战的是民间环保人士，他们在前台的表现往往冲动而坚定，有时还会以诗人的情思来感召大众。随着怒江水电开发的争论，绿家园、地球村、大众流域、自然之友等环保NGO逐渐浮出水面。他们通过讲座、论坛(比如记者沙龙、水之声论坛)等形式开始积极宣传怒江大坝的相关事宜。汪永晨、沈孝辉也不断替环保总局的一些官员呼吁、“打气”，希望他们能够挺住。
大家可能会感到奇怪，以前大坝也建了不少，怎么没见NGO的影子，这回在怒江一下都冒出来了。
华电集团云南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新对这种情况比较反感：你问问他们对怒江了解多少？怎么能对情况不甚了解就说三道四呢？怒江州委宣传部部长段斌称，这些专家学者是脱离实际，凭想象说话，极端片面地理解环保。
曾经到过怒江州徒步旅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的一位博士后也表示过这种态度：抽象地说，我也拥护环保。可是到了怒江一看才知道，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有多原始，多闭塞，多贫困。怒江搞水电开发可能是他们通往现代社会的唯一通道了。搞环保也应该问一句谁需要这样的“环境”？是衣食无忧的大城市人，还是当地老百姓？
2003年11月底，世界河流与人民反坝会议在泰国举行，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参加的有绿家园、自然之友、绿岛、云南大众流域等。最终60多个国家的NGO以大会名义联合为保护怒江签名，此联合签名最后递交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此专门回信，称其“关注怒江”。
随后，泰国的80多个民间NGO也就怒江问题联合写信，并递交给了中国驻泰国使馆。
我们知道任何组织都是要生存的，尤其是NGO这种民间团体。目前中国NGO的经费来源大部分是海外捐赠。据“地球村”年度报告介绍，“地球村”的经费来源主要靠国外的基金会支持。通常是做好项目策划，然后向福特基金会、美国能源基金会等组织申请经费援助，这部分占了所有经费来源的90％左右。
著名学者方舟子就此指出：他们这些“环保人士”都自称是NGO，是非政府组织，这些“环保组织”许多实际上是拿国外有政治背景组织的钱，像这样的还能不能算NGO，我觉得可以商榷。
他介绍说，“地球村”在2002年从英国驻北京大使馆获得了40.9万元的活动经费。这个“环保组织”在同一年从德国Heinrich
Boell基金会获得了36万元活动经费，该基金会是隶属德国绿党的政治基金会，而德国绿党是德国的联合执政党，这不能说没有政府背景吧？
通过大坝之争，很多环保人士的确走到了前台，很多民间环保组织也声名鹊起，知名度大大提高。如此是否有了向海外机构要钱的资本呢？我们不得而知。
当然，如果只是凭“受人钱财、与人消灾”来判断环保人士的立场也似乎欠妥，但在怒江，环保声音的突然增大，还是让我们不得不思考。
期待改变的当地百姓
在这场争论中，真正与大坝息息相关的当地百姓却既不在前台也不在后台，他们对大坝将给生活带来的影响知之甚少，似乎也没有代表他们的声音，他们能做的，可能只是最后接受这场大戏的结局，不管是喜是悲。
怒江是典型的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要脱贫，一个优先的选择，是大力开发怒江的水电资源。这是何祚庥院士深入怒江考察后的感叹。
怒江州的农业生产力非常低。一个科技人员曾经为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感到惊讶！仔细一了解，以当地的地形特征来看，应该说独特的生产模式是科学的，而且是“先进”的，因为一旦采用“先进”的耙犁耕锄，就会造成大量水土流失。
何院士呼吁，怒江流域人民的极度贫困，是上层决策者和科技工作者必须正视的现实。
同样到过怒江的陆佑楣院士感触颇深：目前，怒江流域各民族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怒江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系面临危机，人们都在寻找改变这一状况的出路。
据《怒江中下游水电开发规划报告》介绍，水电开发将给当地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据推算，怒江中下游水电站将可带来44万个长期就业机会。
云南移民局局长杨骏透露，移民安置一般是企业出补偿，政府负责移民实施。怒江正在争取国家按照三峡移民的标准来进行补偿，即人均补偿5～7万元。对于年均人收入不足30元的怒江百姓来说，这是一笔值得让他们付出更多的收入。
可见，对于刀耕火种、朝不保夕，用自身的躯体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艰苦搏斗的怒江老百姓来说，水电开发毕竟为他们指出了一条改变命运的道路。那十三座高耸的大坝也许寄托着他们祖祖辈辈的梦想。
怒江项目既然不会是中国最后一座大坝，那么有关它的争论迟早会尘埃落定。但争论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决策的民主以及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今天，决策透明固然重要，但各方的博弈不管出于什么利益，希望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能给贫穷的怒江百姓一个希望。也许我们的目光看得不够远，但在自然的江河上耸立的大坝会记住这些不同的声音。也许若干年后，怒江这条奔涌的河流会映照出今天所有参与者的身影，谁是谁非，历史自有公论。
水电 何去何从
○ 魏刚
发源于唐古拉山，纵贯云南、缅甸，以急流奔涌著称的怒江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在这条壮丽的江河上即将耸立的十三座大坝成为议论的焦点，也由此引发了中国水电向何处去的争论。
众所周知水电开发是实施西部大开发和“西电东送”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水电强国。目前,长江从东到西的各大支流从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到流出境外的澜沧江、怒江,正在被各个水电开发集团列入“势力范围”。
从传统的能源角度来看,水电一直被列为“绿色电力”,但开发水电造成的生态危害、环境损失，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那么,该怎样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水电开发呢？为此，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水电的对与错
从目前全国电力大格局来看，比例失调、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中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晏志勇告诉记者：多年来，用电负荷相对集中的东部省市，火电项目四处开花。我国的煤炭储量并非世界第一，但年开采量却是世界第一，这对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世界上很少有一个国家，它的经济发展如此依赖于煤炭。
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规划处处长顾洪彬认为：作为水能资源极其丰富的大国，水电开发量在其可开发容量中所占比例却不到20%，水电开发程度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调整我国电力结构，大力发展水电势在必行。
在晏志勇看来，我国水资源蕴藏丰富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南部经济欠发达地区。长期以来当地群众过着刀耕火种的贫困生活，迫切需要改变生产生活环境，提高生活水平。然而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当地的经济发展一直徘徊不前。如果能够利用当地充足的水资源进行水电开发，不但可以带来当地GDP的增长，而且可以有效地改善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所以说，开发水电也是发展当地经济的一条出路。
在中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的大幅项目地图前，记者看到，到目前为止，西部几乎所有的江河都被大坝拦腰斩断。在岷江，建成的和正在建的一共是六级梯级开发，正在建的紫坪铺电站，装机76万千瓦，坝高156米，紧邻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在大渡河，整个流域规划356座电站，现在在建规划最大的瀑布沟电站，装机容量330万千瓦，仅次于三峡电站，坝高186米，估计移民15万。在雅砻江，已建成著名的二滩电站，正在做前期施工准备的锦屏一级是号称目前亚洲同类型中最高的一个坝。在澜沧江，规划了14级梯级开发，已经建成的漫湾电站125万千瓦，目前是云南最大的电站，坝高132米，淹没六千多亩耕地、八千多亩林地。在怒江，原始生态流域相对保存完好,是我国目前西部地区还没有水坝的河流，但也已经做出规划，共两库十三级梯级开发……
应该看到，水电在支撑西部经济的同时，也给西部带来了严重的隐患，如地质灾害、环境恶化、生态失衡、文物被毁，等等。前不久，来自中科院等研究部门的地质地理、环境、生态、文化等领域的32名专家联名向社会呼吁：西部生态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武峰告诉记者：三江并流中的怒江，是地球陆地表面地形最为险峻的地区之一，已查明的水生生物主要有鱼类48种，其中有4种珍稀鱼类和一些特有鱼类。一旦拦起大坝，它们的损失将是毁灭性的。
生态学家喻卫奇也指出，怒江流域的十三级大坝将使怒江中原有的喜急性鱼类被迫改变生活习性，对生物的影响肯定存在。
大坝的修建、人工湖泊的形成、大量工程建筑设施的出现，将淹没或损毁作为西部地区优势旅游资源的众多自然奇观和人文古迹。由于长期森林砍伐，加上河流谷坡陡峭以及干旱河谷气候造成的地表大量碎屑物质移动，使区内主干河流中的泥沙含量大增，并使一系列规划的大型水库使用年限面临严峻挑战。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由于严重水土流失造成的水库淤积，四川省平均每年损失水库库容1亿立方米，相当于每年报废一座大型水库。
水电的误区
随着人类近百年对大坝的不断认识和反思，已证明“水电是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说法”是一种还停留在水电发展初期的肤浅认识。
在电话采访中，“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沈孝辉介绍，所谓“清洁”和“绿色”，主要是对燃煤型的火力发电而言。燃煤发电会排出大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已经广为人知，水力发电同样也有问题。巴西水电站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建坝之后被淹没的土地也会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温室气体，而且热带水库的排放量甚至比同级火力发电厂还高。从技术角度讲，火电制造的污染气体可以通过措施得到减少和治理，而水库产生的污染气体则难以消除。不仅如此，水电造成的江河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常常是无可挽回或者需要比发电创造的价值更高的经济代价才能补救和恢复的。
四川地质专家范晓指出，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水库的总蓄水量相当于全球江河水量的5倍。这些水库的重量之大，足可以引发地震。地球物理学家甚至估计由于水库而导致地壳重量的重新分布，可能对地球自转的速度、地轴的倾斜以及引力场形状产生影响。对于这种危险，人类尚缺乏研究和认识。
在北非的埃及，几千年来定期泛滥的尼罗河水带来的肥沃土壤，冲积形成了富饶的三角洲。阿斯旺大坝建成后，截断尼罗河，阻挡了尼罗河夹带的大量淤泥，使两岸土地日渐贫瘠。同时，高坝下游河段沉积物日积月累，使污染情况更加严重。专家最近警告说，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尼罗河有可能在20年后改道，并导致一场大灾难。
中国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武峰告诉记者：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水电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基本停止了大坝的建设。在莱茵河峡谷中有许多可能被水电专家称赞的好的坝址；但在干流上没有人能建大坝，因为有许多限制因素：莱茵河是一条国际河流，有时是两国的界河，如法国与德国的界河。莱茵河更是一条航运大通道，从鹿特丹可以直航到瑞士的巴塞尔，没有哪个国家会同意在莱茵河上建大坝妨碍航运。
值得关注的是，面对日渐增长的反坝呼声，独立的世界水坝委员会于1998年成立，以便检讨水坝发展的有效性，评估水资源和能源发展的替代方法；对水坝的规划、设计、评估、施工、运营、监督和退役的全过程，提供国际准则、指导方针和标准。
根据世界水坝委员会1998到2001年对全球300多个大型电站做的调查，总结出水电的一些负面影响：全球水坝造成了4000万到8000万移民，使当地社会相对贫困化；大坝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而且使当地的土著文化消失。他们的结论是：50%以上的水电站发电都低于预期值，70%的水电站达不到预期目标。
尽管国外的研究成果我们不能一概照搬，但水电开发付出的环境代价是显而易见的。
可持续发展的水电
虽然无节制的水电开发弊端很多，可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电力供应紧张、能源短缺仍然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面对这样的矛盾我们应当积极地从各方面采取行动，尽可能做到两者兼顾，保护处在严重危机下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文化遗产。
针对当前由于缺电出现的中小水电无序开发热的问题，中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工程师彭土标建议，应该尽快出台政策，将中小水电开发纳入统一规划，做到有序开发。在水电开发中，过分市场化可能会遗患无穷，这与火电有很大的不同。火电厂的建设风险如果完全由投资者承担，电厂赔钱了可以关闭，对生态环境影响不会很大；而水电厂如果投资失败，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很难恢复的。
中国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环保中心主任、怒江水电项目环评负责人金弈告诉记者，目前在不少江河流域开发中存在多方投资的问题，对此也有较大的争论。从生态有利和综合效益最大化着眼，“流域、梯级、滚动、综合”是被国内外水电开发证明行之有效的建设开发方式。
怒江项目设计副总工程师王朝阳也认为，由一个流域公司为主体进行流域水电开发，有利于建立统一的流域梯级调度中心，有利于梯级统一运行调度，显著提高流域各梯级的出力水平和调峰调频能力，大大提高电网的稳定运行水平。由于统一规划，综合平衡，这种开发模式可以节约投资，缩短工期，实现管理效益，同时，有利于统筹考虑接入系统和外送规划。在中小流域开发中，也应考虑尽快推行此种模式。
此外，很多专家提出国家应从宏观上开发新能源，投入资金到研发水循环的利用上。各级水利开发部门要真正把加强西部地区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根本点和切入点，切实贯彻西部开发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先的基本原则，强调以人为本，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效益统筹、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重新进行可行性研究和修订，将全国江河流域分为若干个类型。在不宜进行水电项目建设的国家自然保护区、世界遗产区、国家生态功能区等其他需要进行保护的区域内，划定保护河段和保护流域区，禁止进行水电工程建设和其他大型工程建设，彻底改变“技术经济最优”的工程目标。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全国人大代表何少岑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建议采用具有独立资质的权威或中介机构承担规划环评工作，工作经费应当与工程是否上马脱钩，并建立有效的监督检查机制，确保评价工程的质量。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督司司长牟广丰也认为，很多水电工程从前根本没有流域性的环评报告，以后必须按照2003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评价法》做好环评报告。
在水电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探讨中，中国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武峰对记者谈到，应该看到，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西部的能源支持，特别是西电东送，为东部地区的经济成长起到了输血作用。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可以说，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以西部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东部地区有必要给予西部地区更多的经济和技术支持，帮助西部地区发展经济，改善生态环境，并把由于水电开发带来的环境损失降到最小。这种反哺也是区域平衡、发展和谐社会的需要。
无庸质疑，大力发展水电是我国电力发展既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做出的必然抉择。在此背景下，如何确保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我们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需要思考的问题。
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强调，各级地方政府要节约利用资源、可循环利用资源，采取一种对环境友好的方式来进行经济建设。2004年2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共中央党校为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举办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的结业式上，号召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2004年4月8日，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水利学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强调，环境保护是水电项目建设过程中优先考虑的事宜。
通过怒江、虎跳峡、紫坪铺的大坝之争，我们可喜地看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等重要，可持续发展才是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大坝虽然并未离我们而去，但自然奔涌的江河已流淌在更多人的心中。
水电与生态发展的“对话”
○ 本刊记者 原松华
2004年6月，世界自然基金会在瑞士格兰德发布了《险境中的河流》，该报告是与世界资源研究所合作完成的。该报告分析了水坝对淡水生态系统的各种威胁以及对整个流域的影响，并发出警告，大量建坝正在威胁地球上一些最大最重要的河流，其中南美的拉普拉塔河和中东地区的底格拉斯河、幼发拉底河与中国的长江是最大受害者。
在人类的筑坝历史上，大型水坝的建设常常被认为是人类意志力的骄傲和进步的象征，但随着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诞生，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大坝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一把双刃剑
在过去，水坝被认为是解决洪水或者水灾、灌溉或者航运、发电或者蓄水问题的万灵药；今天，人们逐渐认识到水库中的水会从水库的表面蒸发掉，或者由于藻类的过度生长而变成死水；由于压力和老化混凝土会脆掉；那些水坝切断了鱼类的迁徙路线，造成了水库的泥沙淤积，还需要花费大量资金来修复或重建。
1975年以前，大坝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目前发达国家的水电开发率平均已经达到60%以上，其中美国水电资源已开发约82%，日本约84%，加拿大约65%，德国约73%，法国、挪威、瑞士也均在80%以上，有的国家甚至高达90%以上，水资源开发已接近饱和。据中国大坝委员会资料，至2003年底，中国在建的水电大坝(坝高大于等于30m)有164座，至于待建和规划设计中的大水坝更是屈指难数了。
大坝建设之所以在20世纪后半叶经历其黄金时代，首先是因为全球能源需求和城市用水的快速增长，随着各国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这都需要大量的能源和供水支持；在大坝的规划中主要从经济效益出发，基本不考虑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大坝被看作是解决能源供需矛盾和实现大面积农业灌溉的优先选择。
随着大坝运行时间的增加，大坝的负面影响日益凸现，人们逐渐认识到“水坝是一把双刃剑——它带来的益处常以付出高昂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为代价。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在面对巴克拉大坝时说：“这是多么壮观、宏伟的工程啊！”然而4年后，这位印度巨型水坝之父意识到：“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正在遭受着畸形庞大之病的折磨，为表明我们能够成就大事业而且拥有大事业和完成大任务的思想，根本就不是一种良好的世界观”。
尼赫鲁的忧虑在几十年后成为困扰着人类的现实。
全球由于修建大坝已经造成5000万～8000万的移民。水坝至今尚未给人们带来其倡导者所预言的利益;相反，50％以上水电站发电低于预期值，70％的项目未达到目标，几乎一半项目灌溉不足。水坝增加了社区防洪的脆弱性。另外，水坝平均成本超支56％……修坝的负面影响已经超出人们想象。
2003年8月24日至10月5日，渭河流域发生了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灾，数十人死亡，515万人口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3亿元。陕西省就此提出“小水酿大灾”之说，矛头直指三门峡。2004年两会期间，陕西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分别联名提出停止三门峡蓄水发电。“高坝大库”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方案，当时并不是没人提出异议，清华大学水利专家黄万里和水电总局实习生温善章就反对过。然而这种反对的声音却是那么地微弱。
40多年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的“兴建三门峡大坝必将造成水灾搬家”一语成谶。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先生在耄耋之年挺身而出坦言建三门峡水库是个错误。水利部前部长、80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也同样呼吁：三门峡水库应该尽快停止蓄水和发电！
号称“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水库，是建国后治黄规划中确定的第一期重点项目。水库建成运用后，虽然给黄河下游防洪安澜和灌溉、发电等方面带来了巨大效益，但在建造的当时由于没有考虑排沙，泥沙淤积问题日益突显。据水电部的历史资料显示，1960年工程蓄水，到1962年2月，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到1964年11月，总计淤50亿吨。黄河回水大有逼近西安之势。
由此可见，三门峡水库排沙问题的严重性绝不是现在才发觉的。尽管后来一系列改良举措经过专家的论证，理论上能使渭河的病情不致恶化。然而，由于水库的先天设计缺陷，加之蓄水常年不按标准等利益驱动因素掺杂其中，致使渭河河床依然不断抬升。2000年4月，在渭南召开的陕西省三门峡库区防洪暨治理学术研讨会上，81名专家学者针对库区出现的恶化态势，一致认为洪灾威胁非常严峻，解决三门峡库区问题是关乎陕西关中东部乃至陕西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十分紧迫的大事，必须引起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谁能料到，大自然的报复竟是如此无情和迅速。3年之后，无情洪灾就汹汹而来。实践证明，真理恰恰被当年的这些“反对派”掌握着。
在2004年冬季和2005年春季，荆州市长江干支流相继发生荆江大堤文村夹、石首调关、松滋谢牟岗、抱鸡亩闸等4处重点崩岸。来自湖北省沙市堤防部门的消息称，如果算上一些小的险情，自2004年年9月以来，荆州市长江干支流堤防崩岸高达64处。荆江长江干支流发生崩岸和堤溃，主要原因是三峡大坝建成后，荆江上游由浑水下泄变成清水下泄，对堤防冲刷力度加大，在清水的下蚀和侧蚀的双重作用下，堤脚失稳堤岸崩塌。好在荆江堤岸崩塌发生在长江水流较小的枯水期，如果堤岸崩塌发生在洪水期，后果不堪设想。
阿斯旺大坝在上世纪70年代竣工，成为埃及的骄傲。这座水坝结束了尼罗河年年泛滥的历史，生产了廉价的电力，还灌溉了农田。然而近年来人们发现，它也破坏了尼罗河流域的生态平衡，引发一系列灾难：两岸土壤盐渍化，河口三角洲收缩，血吸虫病流行等等。类似的弊端也出现在肯尼亚的姆韦亚水电站、中国台湾的美浓水库等很多地方。2003年底，在泰国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反水坝大会终于对水坝利弊提出了全球性的质疑，人们发现水坝并非永久可用，其寿命仅为几十到一百年。许多国家已陆续忍痛拆除大坝，拆坝及恢复江河生态的费用往往高于建坝，这样水力发电的“可再生性”也就需重新评定。
根据《环球时报》报道，阿斯旺水坝弊端日益显著，尼罗河三角洲以每年5毫米的速度下沉，专家估计再过几十年，埃及将损失15％耕地，1000万人被迫离乡。为应付大坝带来的弊端，埃及被迫成立了“阿斯旺大坝副作用研究所”和一个部长委员会，计划5年内投入22亿美元保护河道环境。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追根溯源在于汲取教训，与其在灾害发生之后花钱救灾善后，不如用于灾害发生之前科学评估，让三门峡的尴尬不再重演。意大利曾有一座为汲取工程失败的教训而建立的碑，即瓦依昂水坝。这座造型优美、总库容为1.69亿立方米的大坝1960年开始蓄水，但因为发生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一次水库滑坡灾难，使它最终变成了一座262米高的纪念碑留给后人思索。
顺应水性的成功之作
1997年12月17日，是美国历史上值得记住的一天。北卡罗来纳政府和电力公司共同举行了庆祝Quaker Neck水坝拆除典礼。在这个事件的宣言上签名的有来自全美各地大约200个团体的代表，其中包括像美国当时的内务部长Bruce
Babbitt、北卡罗来纳州环境与自然资源部长Wayne和卡罗来纳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Bill Carvanaugh这样的重要人物。观察家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说：“一直看到的是大坝在不断被修建，而从没有看到过被拆除的庆典。”此举意味着美国社会从传统的利用河流走进了一个河流管理的新时代。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水坝最多的国家，目前除了怒江和雅鲁藏布江，所有大小江河的干流或支流上都有密如蛛网的水坝，总数竟然超过万座。水坝形式多样，几乎囊括人类历史已有的类型。这些大坝一直成为矛盾的焦点：一方面，人口的极度膨胀和经济欲望对水、电资源的无限渴求；另一方面，来自生态环境的反作用力也在“提前引爆”，报复人类。
按照国际公认的水资源开发程度40%为警戒线，我国水能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几乎所有的江河都已完成水电梯级开发规划。四川省，嘉陵江规划了17级梯级开发；岷江上游干流规划了7级开发，其支流马边河规划9级开发；大渡河干流规划17级开发；雅砻江干流规划21级开发；在贵州，乌江干流规划11级开发，其支流芙蓉江规划10级开发；在云南，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分别规划了12、14、13级梯级开发……
自然流淌的河流被扼住了咽喉，曲线优美的身体上出现了块块臃肿。为什么古人顺势引水的成功经验没有被后人推行？
誉为经典的大运河、都江堰、灵渠等，全世界的人们包括水利专家们无不承认它们是人类智慧的杰作和结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将都江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时评价道：“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设计最科学、保存最完整、至今发挥作用最好、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大型水利生态工程”。
都江堰渠首工程建在岷江干流出山口与成都冲积扇平原顶端的交接处，为全灌区的制高点。都江堰巧妙地利用这一天然地势，从渠首直至千支万派的渠水末梢，没有一坝一闸，所有水量都是自流到位，正可谓“水到渠成”。人顺水势，水合人愿，水流顺势而下，自由奔放舒展，纵横整个古灌区。这正是浸润天府之国两千多年的无坝引水。
四川有句谚语：“先有都江堰，后有天府之国”。正因为“无坝”，都江堰才长盛不衰，成为世界上运行时间最长久的大型水利工程。李冰设计的都江堰最关键的是顺从水性、顺水势、合水脉。汉代蜀学的集大成者杨雄说：“水顺则无败，无败故可久也。”被认为是“请神容易送神难”的现代钢筋混凝土大坝，其寿命却至多只有100至200年。
梯级水坝阻断大量珍稀鱼类和水生生物的生活走廊，会造成流域和环境生态系统的破坏，河流中的珍贵、稀有鱼类的栖息环境改变、回游和产卵通道被截断，使鱼类不能适应新的环境而导致物种的灭绝。而流动水体变成静止水体，使淡水被大量蒸发，水体中的盐分成倍上升，下游河道干涸，地下水位下降，土地盐碱化，湿地和河口三角洲消失等等。同时，为发电需要，每天大坝放水多次，造成水位反复变化，水温急剧升降，会对下游水生生物造成很大的影响和损害，而建设在地震、泥石流、山洪等高发区的水库，则可能由于垮坝，对下游居民和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
世界水坝委员会主席在一篇报告中指出了水坝功能的虚妄性。他说，全世界已花费了两万亿美元建造了4．5万座大坝。这些水库散布在全球61％的河流上。百年以来，地球上几乎每天出现一座大坝。但是几乎所有的水坝计划书都高估了水库的使用寿命及工程效益。事实上，大部分水坝都不能达到其预期目的。
世界水坝委员会在耗资上千万美元、历时两年、经最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之后，形成了长达400页的报告《水坝与发展—新的决策框架》中，提出了对全球水坝全面、系统的认识：水坝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人类从水坝获取的这些利益而付出了不可接受的、且通常是不必要的代价，尤其是移民、下游的社区居民、纳税人和自然环境付出的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代价”。
生态思想撞击发展愿望
为什么当年水利水电界的专家中只有黄万里看出了三门峡大坝泥沙淤积将威胁渭河与西安？结论是，是黄万里的诗歌帮助了他，那些专家们只有技术一只眼，而黄万里还有另一只眼是他的人文情怀：诗歌。诗歌的核心是情感，可以说是情感使黄万里成为反对三门峡大坝第一人。黄万里学的先是桥梁工程，后是水利工程，本应该更多地以技术的眼光看世界，像一些水电专家，一条江河在他们眼里，处处是大坝，看到的尽是坝址。他之所以反对三门峡大坝，是因为他看到了淹没的土地、迁移的几十万百姓。鲁迅说过：有了科学技术，但丢失了人文精神，在人和物的关系上，就会是物欲横流，造成人的精神贫困。
著名社会学家周孝正则认为，现在学水利的如果没有学过人文或者人文学得不好，他们主持修大坝必出现问题。与其说迷信科学，不如说迷信技术，与其说迷信技术，不如说迷信利用某一种技术生产的一种产品，这种产品经过包装、利润，就变成一种商品，相信科学就变成相信商品，商品里还包含着狡诈的商人利益在里面。在周孝正看来，解决中国水的问题不是工程水利的问题，也不是资源水利的问题，而是社会水利的问题，是当今中国的社会问题。说到底是需要积极的、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而绝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周孝正说，具体到黄河三门峡的水坝，我认为确实是需要拆掉的，它象征中国从此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象征先进水文化的前进方向，象征着知耻近乎勇。怎样让决策更科学，怎样建立一个容纳多种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的科学论证制度，怎样崇尚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及战略观念，希望三门峡水库能给我们留下活生生的镜鉴。
水坝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工具，任何一个水坝项目应该以实现长远的、根本的、可持续的人类综合福利为目的，都要做经济上的有效性、社会上的公平公正性和环境上的可持续性的统一。因此，世界水坝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以“公平、可持续、效率、参与式的决策和责任追究5个价值观为基础的新的决策框架。这5个价值观贯穿于整个报告，它们是符合联合国人权宣言所阐述的准则的国际框架。
是什么使美国这个曾经领导了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建坝高潮的国家今天又成为“恢复河流的先锋”？“恢复河流”包含了观念和利益的冲突、政治上的进步、合作和妥协。
宽容和保留反对的意见对这个社会是一笔财产。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家铮曾评价对三峡持有异议的人：“那些反对大坝建设的人，实际上也对大坝的建设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美国工程学博士艾中表示，越来越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工程实践不但应在一些经济条件的边界内进行，还应在环境与生态这些社会条件的边界内进行，这样才能实现工程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模式。来自专家和民众的“呼声”显然对怒江项目的决策产生了影响。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03年在约翰·缪尔陪同下游历了优胜美地地区后，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建设自己的国家，不是为了一时，而是为了长远。”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咨文中强调，“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如果浪费、破坏资源，滥用、耗尽地力，不能妥善利用增加其效用。那么，本来可以留给子孙后代的更大的发展和繁荣便会枯竭”。
经济利益集团的力量在20世纪的美国不可谓不强大，如同在当今中国同样强大的某些强势利益集团一样，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基本规律，即任何一个集体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它无法超越国家和民族利益，它必将止步于更为强大的政治权力与法律。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努力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平衡，并逐步摒弃单纯以经济收入或经济增长来衡量区域发展水平的观点。在6月14日召开的第二次中欧环境政策部长级对话会议上，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与欧盟环境委员迪马斯的交流中表示，中国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废物管理、可持续生产与消费、环境执法建设等多个领域继续和欧盟加强合作。参与是融入世界的前提，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河流保护与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必将实现。
大坝七宗罪的误区
——《水坝与发展》调查报告解读
○ 张博庭 赵顺安
围绕着水坝利、弊的争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世界水坝委员会（WCD）的组建和《水坝与发展》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的提出达到高潮。世界水坝委员会的报告是人们对水坝建设的深刻反思，它是第一次从环境和社会的角度，全面探讨水坝问题。报告通过对一些已建成水坝的详细调研，在广泛收集来自各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一改过去对水电作用赞扬为主的态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水坝可能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为我们全面认识水坝的社会环境负面作用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然而，很多人把这份主要总结归纳水坝负面效应、从而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水坝的《调查报告》，误认为是对水坝的全面评价。以至于人们已经忘记了水电所创造巨大的社会、环境和生态效益，而误认为所有的水电站都要引发严重的社会环境、生态问题。事实上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大力发展水电的过程中，通过兴修水利，建设大坝使得社会、生态、环境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关于水电经济性的评价问题
在WCD的《水坝与发展》调查报告中， 有关水坝经济效益方面的主要结论概括起来有如下七个方面。
结论一
用于提供灌溉服务的大型水坝通常都未能达到有形目标，没有收回成本，并且在经济上获得的收益也比预期的要低。
首先我们承认《调查报告》说得很对。尽管水坝的灌溉作用是巨大的，然而世界各国普遍都把水坝的灌溉作用当作社会公益，因而很少有国家能够从水坝的灌溉效益中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但是，水坝的灌溉效益却是十分巨大的。例如：由于黄河刘家峡水电站的修建，该地区三个省的灌溉用水保证率从65%上升到100%，灌溉面积增加近1600万亩。平均单产从100kg/亩上升到380kg/亩，粮食总产增加150万吨，每年仅农业增收达数亿元。龙羊峡的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几乎所有的有灌溉作用的水坝都能创造极大的农业灌溉效益。
结论二
用于市政和工业的大型水坝在时间上和提供大批量的用水方面，都普遍不能达到预期目标，资金投入成本回收率不高。
水库的供水作用和灌溉问题相似，具有很大的公益性成分。以我国的北京和天津为例，两市分别由密云水库和潘家口水库负责供水。与《调查报告》说的情况相似，为了使居民用水价格不至于过高，政府在很多环节都投入了补贴，这样包括两座水库的供水收益当然都会受到影响。
客观地说，《调查报告》反映的情况并不是水坝本身缺陷造成的，是由国家具体政策决定的，这些不应该影响对水坝社会作用的评价。相反，从北京和天津来看，如果没有这两座水库供水，两座城市几乎难以维持。因此，水库供水作用的正面效益和重要性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
结论三
用于控制洪水的大型水坝提供了防洪效益，但同时在那些仍然受到洪水威胁的地区，由于建造大坝赢得了一段时期的安宁，导致人口增加，从而又增加了这一地区日后洪水的危害性；同时一些地区由于水坝管理不当或水坝质量问题，而出现的洪水溃坝现象的水灾事故也并不少见。
大坝一旦失事将造成更大的危险，强调重视大坝的安全性是对的。但是，如果把这些作为水坝的缺点就有问题了。就像我们担心飞机失事，也不能否定整个航空业一样，担心不能成为否定水坝作用的借口。实际中，水坝的防洪正面效益是令人惊叹的。中国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总结水电站防洪作用时透露，中国1335座大中型水电站在1998年的特大洪水中发挥的减灾效益达7000亿人民币。如果按照我国水电建设的平均成本1000美元/kw计算，仅1998年这一次7000亿的防洪减灾效益就要比中国水电建设的全部投入还要高得多。看来仅仅防洪这一项作用，就不能再说水电的经济效益不好。
结论四
用于提供水力发电的大型水坝趋向于接近、但通常还是低于所定发电目标，一般说来，水力发电项目可以实现经济目标，但具体项目差异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型水坝不可避免的问题有：一是坝龄老化，维修保养费用增加；二是气候条件和水文特征变化，水坝安全问题更加突出，由此带来的投资也将增加。
水电站的发电效益也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水电站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初期建设成本比较大，建成运行以后成本低，所以普遍的实际情况就是，水电站建设时间越长效益越好。以我国的丰满水电站为例，因为运行已经50年以上，大坝曾经全面加固维修。维修费用相对效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目前该电站的经济效益还十分突出，维修后至今发电成本和上网电价仍然是大大低于一般火电厂。实际上反映水电站发电经济效益最明显的事实是，我国几乎所有的水电上网电价都低于火电。所以，《调查报告》在这方面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结论五
用于提供多种服务的综合性大型水坝一般也未能达到预期目标，而人们对预定目标通常过于乐观。
这些批评确实有些道理，很多情况下水电与防洪、供水之间确实需要进行优化调度，不可能实现在各方面都同时取得最大效益。可是这些好处、损失的前提，必须是修了水库、电站。所谓的损失只也只是相对于最大预期效益减少而言。相反如果没有水库、电站，这些好处一样都得不到。实际上水电的经济性不是单一的。即使为了防洪，不发电弃水也同样具有很好的防洪效益。除此之外，随着科技的发展也可以用技术手段逐步解决水电站电力调度和水库用水调度的矛盾。例如：在水电站周围建立电解水制造氢的装置，充分利用电站弃水时的多余电量制造氢能源。
结论六
大量案例调查表明，大型水坝普遍表现出施工期的延长和大大超过预算成本。
确实水电建设工程超支预算的现象较多。这是因为水电建设的地质情况复杂，社会意外影响因素比其它工程要多。尽管在电站设计建设初期，人们应该留有充分的余地，但是一般情况下很少有投资人愿意故意夸大自己投资项目困难的。所以实际当中水电站投资超预算的情况确实比较普遍。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原来动态投资预算约2000多亿，由于我国经济软着陆，建设期很多原料价格下降，实际投资最终不会超过1800亿，比预算有大幅度降低。这说明预算超支，并非是水电工程自身的弱点，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水电没有必然的联系。
结论七
水坝工程的腐败和贿赂情况严重。
从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情况看，不光是水坝，像公路、房屋以及其它各种工程项目建设中，同样不可避免出现各种贿赂和腐败现象。如果因为怕不公正，就都不容许发展建设，那整个社会只能停滞。所以，用这种理由去阻止发展建设的做法是不明智的。
有关移民问题
移民问题是水电建设中矛盾最尖锐的问题。在水库移民问题上，国内外常有些人说，不管移民效果如何，只要移民本人不情愿，你就不能移。否则就是不尊重人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但是，根据我国史书记载（大约2千年的时间内）中国的黄河决口、泛滥、改道已有上千次。每一次发作，都会吞噬成百上千人的生命，都有成千上万的家庭逃离家园，被迫迁移。河流的自然规律根本不可能让每个人都自由选择居住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安定，政府有责任开发建设维护公共利益的重大工程项目。我国的三峡工程移民人数创造世界之最，达到110万，如此困难的工程之所以能够通过，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为了保证下游1000多万居民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据有关记载，长江一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严重洪水就使30万人丧失生命。为了防止这种悲剧重演，社会难道不应该承受移民带来的各种困难。
然而，实际的问题是，水电移民搬迁到底会不会损害移民的利益呢？这是水库移民工作中争论的焦点。我国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水库是山区水库，库区群众原本生活十分贫困，移民给他们带来了脱贫的机会，成为摆脱贫困的一个途径，因此移民工作通常会得到库区百姓的支持。与国内外反坝人士宣传的情况完全相反，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官员到我国一些库区考察，也了解到库区群众都愿意移民搬迁。不但如此，实际上水电项目开发能够结合扶贫进行有补偿的搬迁，移民不仅深得民心，而且越早越好。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移民的搬迁补偿相对还是比较低的，也存在一些政策问题，很多老的水电站移民中都存在一些遗留问题，也确有一些造成部分移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这样的低补偿政策虽然降低了当时水电站的开发成本，可是，根据我国还本付息的电价政策，又使得这些开发成本很低的老水电站的上网电价很低。电站建设对移民低标准补偿的效益，已经通过低电价上网转移到全国的电价平均水平当中去了。
客观地说，任何水电站工程的建设，无疑会大幅度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一些贫困地区效果更为明显。在我国很多贫困地区百姓中流传着“要想富，进水库”的说法。但是，工程建设结束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将逐渐恢复正常。目前社会普遍面临的三农问题，同样也还可能困扰库区的群众。尽管工程建设时期的投资拉动和移民补贴，肯定会有助于当地困难群众脱贫，但是，我们不可能让移民问题的解决，脱离中国社会大环境，也不应该把库区所有三农问题责任，都永远归结到水电站的建设上去。
泥沙问题的影响
泥沙问题是水电工程中最重要的环境问题之一。水坝对于河流中泥沙的运动影响很大。在河流上建坝，阻断了天然河道，导致河道的流态发生变化，改变河流的泥沙运动规律进而引发整条河流上下游和河口的水文特征发生改变，这是建坝带来的最大生态问题之一，也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应该特别注意慎重对待。在这方面，历史上最深刻的教训应该是三门峡水电站。
三门峡的教训，并不是水电工作者的疏忽。当时多数水利水电专家，并不是不了解黄河的泥沙可能造成的后果，而是被强烈的人定胜天的政治宣传所误导，相信在上游地区的植树造林，采取生态保护的群众运动，能够使黄河含沙量很快降低。所以，三门峡的教训不应该是建水坝的错误，而是不能以科学的态度考虑建坝以外的环境问题造成的。这并不是说，因为黄河的泥沙含量高就都不能建坝。此后，我国的水利工作者先后在黄河上建造多座大型水坝，再没有出现过类似三门峡严重影响生态环境的情况。并且还取得了很好的生态环境效益。
可见，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水坝的观点，谁都不能否认泥沙淤积的作用是有利有弊，只不过就是一些反坝人士们总要对水坝的上、下游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片面强调上游淤积的坏处和下游淤积的好处。从而完全否定水坝的生态环境作用。事实说明，泥沙的生态环境作用是辩证的。对于具体工程而言，我们应该全面、客观、一视同仁地评价水坝上游和下游的泥沙作用情况，既要重视解决泥沙问题可能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同时也不能否定泥沙产生的生态环境效益。我们不能盲目地在河流上建坝破坏自然生态，而要理直气壮地建设那些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水坝，兴利除弊，在发展人类文明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水坝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建水坝产生的生态问题除了泥沙和移民问题之外，最难以回避的就是水坝影响鱼类和生物多样性的问题。但这也并不是象反坝人士宣传的那样，建坝就一定是破坏自然生态。因为人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应该留有人类生存的空间。只要有人生存、活动的地方，就必然会对环境产生影响，这是很正常的。
客观地说，人们应该尽量减小对自然进化条件的人为影响，但是，如果在建坝过程中采取了各种措施之后，仍然不能挽救某种生物的命运，那恐怕就是不建坝也难以保证该物种的存在，该物种的灭绝最多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很多实际情况也说明这一点。在金沙江奚落渡水电站可能影响的三种濒危鱼类的争论中，由于现在还没有修电站，人们非常希望能够采集到这些濒危鱼类加以保护，可是，几年来人们费尽心机至今还没有人在金沙江里捕捉到过这三种鱼。同样在关于怒江建坝的争论中，预计可能受到影响的分布在水库淹没线以下的有4种濒危野生植物，近50年来一直再没有人见到过，目前只有植物标本保存。事实上在建坝地区，确实有不少濒危物种即将就要或者说已经灭绝，即使不建坝，人类社会其它活动的影响也都难以改变这些已经丧失了原有的生存环境的物种逐渐走向灭亡的自然规律。不能把这些自然进化规律，都说成是人类建水坝的罪状。
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如果不经过充分的论证、仔细的斟酌和权衡利弊，人类不应该在河流上轻易建坝。在十分必要修建的水坝建设实践中，通过设置渔道、人工辅助繁殖、人工协助过坝等工程措施，可以力求减少水坝对鱼类和其它自然生物的影响。可以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对生物多样性问题的重视，这方面的投入会更多，效果会更好。
水电站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尽管WCD的《调查报告》结论中并没有强调水电站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但是，也没有对该问题做出客观的评价。有文章说“有机物在分解过程中大量消耗水体中的氧气，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并排放到大气中，形成温室效应。巴西一座名叫土库鲁衣的水库建成后，对其6年的连续监测表明，在此期间该库共排放了945万吨二氧化碳和9万吨甲烷，其对温室效应产生的影响约相当于同等电力的燃煤电厂的60%；而另一座名叫巴尔比拉的水库在蓄水后的3年中，共排放了2375万吨二氧化碳和4万吨甲烷，其产生的温室效应影响比同等电力的燃煤电厂还要多出20吨。加拿大一个淡水研究所对两个大型水库的研究表明，其中一座水库每kwh电力所产生的温室效应方面影响，与一个燃煤火电厂基本相等。
实际上，所谓水库和发电功率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可比性。有的水库有几十亿立方米的库容也可能没有装机，有的水电站几乎没有水库，（比如葛洲坝水电站270万kw的装机实际上就是径流式电站）。所以，要说“水库每kwh”可能是一个从零到无穷大的变量，只能针对具体某一个特定的水库才有意义。排放比较的结果也只适用于那个特定的水库和电站，离开了那个水库就丝毫没有意义了。
另外，从定性分析来看，水库淹没产生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只是残留在水库中的有机物（按照要求，蓄水前都应该进行清理），这种情况即便在天然湿地中也会发生，其最高排放极限也不过是把所有有机碳水化合物中的碳元素，全部转化为二氧化碳。实际上热带地区的水库由于气温高，植物分解腐化快，短时间内的排放量必然会加大。而寒冷地区的气温低，水库中的植物不易分解，所以，单位时间内的排放量较小，但是持续时间会很长。总之，可以肯定地说，水库排放的数量必定是有限的，根本不会出现排放量很大、持续时间很长的情况，而且，实际排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递减为零。这与依靠不断的输入原料进行燃烧、产生大约煤炭2.5倍的二氧化碳的火电厂排放完全是两种不同性质，两者之间根本不具可比性。那么，在实际中这种水电排放高于火电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全世界的情况我们不好下结论，但是从占世界水坝数量一半以上的中国情况看，根据中国水利部部长的报告，可以说一例都没有。
水库加剧水污染问题
在江河上建坝影响了水的流动，有人认为将会加剧江河的水污染。其理由是，水的流动可以增加水的自净能力。不错，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一个成语叫做“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但是，科学不能光凭感觉就得出推论，也不能用人们常见的水中有机微生物的某些现象，就推论所有水污染都有同样的规律。
事实上也确实有不少水电站的水库建成后的水质比原来的河水有所提高（例如：著名的千岛湖产生的矿泉水）。当然，在污染排放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快速流动的河水，能把来不及扩散的污染物直接冲到下游或者海里，使人们在当地看不到污染的效果。建坝以后，由于水库的蓄水作用这种情况难以出现，排放污染物的效果很快就会在水库中体现出来。所以，很多人列举的一些水库增加污染的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建水坝增加了污染，而是水坝阻止了污染物向下游、向大海的排放。
此外，我们曾经认为海洋有巨大的吸污净化能力，但是，实际上海洋的生态也是同样经受不起人类持续不断的污染排放的。因此，依靠河水快速流动把污染物排放到海里的做法，从当时来看是减少了当地的污染现象，但是，如果从全局来看把污染物排放到海洋以后，治理更加困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建坝修水库不仅没有增加水污染，而且阻碍了污染物向大海的排放（长江上的葛洲坝每天截留的各种漂浮杂物达数吨之多），为我们从根本上治理海洋污染提供了机会。
水库传播疾病的问题
一些文章中说“由于大坝截流蓄水，使原本流动的水体变成了静止水体，尼罗河的阿斯旺库区，由于蚊子大量孳生，导致一种叫裂骨热的出血性疾病暴发，死亡6000人。”对于这种说法，我们首先要问的是，阿斯旺大坝建成40多年的时间中，仅仅这一次疾病大爆发，有什么理由说明是大坝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反对阿斯旺大坝的主要论据是，减少了尼罗河任意泛滥、淤积带来的好处。我觉得有些奇怪，好像任意泛滥的洪水和退却后留下的无数水坑中，蚊子不能生长，只有在水库中才可能让蚊子大量滋生？因为，凡是湿地都有利于蚊虫、田螺生长，都有可能传播疾病。水坝建成后就是增加了上游的湿地，同时又减少了下游的湿地。如果仅用湿地的负作用攻击上游水库，而不考虑下游湿地的影响是不公正的。
我国的实际情况也无情地驳斥了这种“悖论”。中国浙江省解放前没有修过大型水坝，农村地区疟疾、血吸虫连年不断。而恰恰是在60年代新安江大坝在浙江省建成之后，却一度根治了被“悖论”诬蔑为水库淹没所带来的疟疾和血吸虫病。到现在为止，新安江大坝形成的著名的千岛湖还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度假圣地。千岛湖水被认为是有点甜的优质矿泉水。在事实面前,有谁还会相信水库传播疾病的谎言？另外，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大城市都是依靠人造水库蓄水解决水源供应问题，难道这些水库也都是疾病传染源？实际上，水库蓄水以后，其作用和天然湖泊没有本质的区别，有谁会相信天然湖泊就是疾病的传染源的宣传？当然，对于刚刚建成的水库，蓄水前应该特别注意清理工作，如果把大量的生活垃圾、污染物滞留在水库中，蓄水以后造成疾病传播的情况确实难以避免。但是，这属于水坝建设者应该注意的工作，绝不是水坝本身固有的罪状。
大坝呼唤科学态度
总之，我们应该全面理解《调查报告》的结论，认识到这是对我们以前那些仅仅看到水电巨大的社会效益的片面认识的有力补充，而不是对水电、大坝的全面评价。它是启发我们全面看待水电社会作用的助手，而不是让人们攻击水电、大坝建设的武器。
和人类所有文明活动都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一样，大坝、水电也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便是过去建设的大坝，绝大部分也仍然是生态环境效益是主要。因为，各国的大坝建设者们从来也没有疯狂到完全忽略大坝建设中应该注意的生态环境问题。
一般来说，各国经济可开发的水电资源仅仅占总水电资源的1/4左右。到目前为止，各国的水电开发都还没有超过其经济可开发的资源范围。也可以说各国对水电资源的开发建设，基本上都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和需要理智地进行的。目前的调查结论之所以看到水电、大坝的负面生态环境比较大，不是因为水电、大坝不应该建设，而恰恰是因为它对于人类文明的作用太重要了。全面调查之后你就会发现，各个国家大坝、水电所产生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效益是人类的其他任何工程活动所不能比拟的。
实际上，水坝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应该说是有利有弊。对于具体的工程而言，辩证地分析之后，还必须有科学态度来决策。根据水坝工程对环境的影响不同，建议采取“积极改善、可以改变、不得破坏”的环境原则。即：对环境影响利大于弊的水坝工程，可以改善环境，应该积极建设。对环境影响利弊相当，但工程的资源、社会效益巨大，综合来看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据环境是可以改变的原则应容许其上马。对环境有严重影响、破坏生态环境的水坝工程，应该坚决反对。
但就目前的发展水平和社会需要而言，从资源和环境两方面综合考虑，水坝建设对人类社会还是必不可少的。适当的建坝也符合实现人类社会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作者: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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