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 著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年4月1日　　定价：38 元

文/凌志军
20年前开始的这场新革命，并不是因为国家有了新规则，而恰恰相反，它缘自一种无法无天的局面。这同西方的开拓时代截然不同。
当年美洲大陆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上，一群新移民不期而聚，总是先商定一个游戏规则，然后开始游戏。规则在先，而行动在后。而中国人则是先干起来，至于规则、目标以及到达目标的道路，都可以“到时候再说”。这在古时就有一句充满智慧的俗话来表述，叫做“船到桥头自然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勒指出：“中国不缺经济学，缺的是法律。”他说出了这个国家一大特征。然而他却始终不能明白，这个国家的成功之道，恰恰在于没有规则。
一个立法领导小组随之成立。为了避免重蹈过去的覆辙，这一回他们把政府部门全都甩到一边。
立法领导小组的三位组长，由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西平和北京市两个副市长刘志华和林文漪来担当，领导小组的三位成员有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的两位副主任陆昊和任冉齐，还有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王嘉彦。1999年11月25日晚上他们召开第一次会议，当场制定一个激进的时间表，要在7个月内提交新法律的草案，以便让陶西平领导的市人大常委会去审议。
一开始，大家就陷于无休止的争吵中。赵慕兰多年以后还对当时情形记忆犹新：“一开会就吵架。”好在这一回不再是利益之争，而是立法本身遭遇的困境。首先是，中关村是否具有“立法权限”？其次是，一部地方法规能否超越国家法律？最后一个问题，新法律应当贯彻什么样的法律精神？
他们很快就解决了前两个问题。
我们国家的立法体系乃由“中央与地方”两级组成，所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无须经过授权既可“制定地方性法规”，前提是“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这样的立法规制不能说不够严谨，可是它在一群渴望突破囹圄而又机变百出的官员手里仍有可乘之隙。他们很开心地获知自己拥有立法权力之后，立即决定做出一些违反常规之举。有人忐忑不安地向市委领导报告，说新法律赋予中关村的某些权力已经超越国家法律。这位领导反问，国家法律里面有没有提到“禁止”？他的逻辑是，“它没说禁止的，咱们都可以写上”。
但是第三个问题却要复杂得多，不是凭借这些机巧和变通就能解决。它在好几个星期里都是立法者们不能逾越的一个障碍。
老实说，他们是大胆的跟随者，而不是有经验的专家，他们甚至根本不懂什么叫“立法精神”。他们比前辈们更懂得立法过程和法律成果的重要性，可惜他们脑子里面那些搭建法律体系的方法、技巧和原材料，仍然是一些土生土长的东西。于是，他们一致决定去请教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