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张维迎
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年6月

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
2008年1月，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以“中国改革30年：评价与展望”为主题，成思危、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樊钢、张维迎等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位经济学家总结反思中国改革30年的成就和教训。2008年6月，由张维迎主编的《中国改革30年》一书出版，把“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讨论进一步推进，产生出更广泛的影响，以下摘录了这些经济学家精辟的观点
成思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深化改革需要处理好4个关系：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从经济社会生活的层面上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另外一个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经济的深层结构看，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说的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主要表现就是GDP在投资和消费结构上的失衡，主要的问题就是过渡的投资和消费的不足，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已经到了一个大大偏离正常状态，造成经济社会生活中许多的问题。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它会造成我们跟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
要解决我们面临的这些困难和挑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转变发展模式。关键的关键还在于党政领导机关的改革，党政领导机关最重要的职能应当是努力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我赞成对好政府的两个要求：一是有限的，二是有效的。

茅于轼（民间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经济改革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让人力、物力有自由流动的机会。
我们改革以来，百姓的自由扩大了，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创业、交换、旅行，这本来是完全没有的，现在越来越多了。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财富得到了非常大空间的增长，但我们还不大愿意提平等、自由、人权。所以，吴敬琏教授讲了，我们有可能陷入权贵资本主义，就是一个讲特权的市场经济，这是我们可能进入误区的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方面。
人类的理念总是试图用计划和科学去纠正市场制度中的各种问题，所以计划经济永远是有诱惑力的。50年以前我们就是顺着这种思路逐步走上计划经济的，今后这种危险将长时间地反复出现。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除了农村问题外，当前我们在进一步改革中，实际上遇到了3个难题：政府职能转换、打破行业垄断和自主创新体制改革。
现在有人经常讲，行业准入是一道玻璃门。怎样打破这道玻璃门，这需政府下决心，各级政府要坚决贯彻落实“非公经济36条”，消除各种行业公平准入的障碍。
凡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下岗的人就少，民营经济发展慢的地方失业的人就多。民营经济除了直接雇用人才以外（直接就业），也创造了为其提供原材料、营销、交通运输等大量服务的就业岗位（间接就业）。

林毅夫（世界银行副行长）：就现代经济而言，技术升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社会都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动力。没有技术的不断变迁，经济必然停滞。
思想、认识、社会思潮，是决定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利用后发优势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一国对落后的真正原因（要素禀赋结构）有足够认识，并据此制定政策，就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周其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是普遍的自由，而不是少数特权或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由，才铺垫了经济增长的可靠根基。
我们国家真正缺的并不是土地本身，而是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的制度。农村建设用地转让的制度化试验，是推出的时候了。
中国体制改革选取的是所谓的渐进策略，容易改的先改了，留下的都是难改的??如果不加快改革，市场调节与行政权力调节混合在一起，权力寻租像败血症一样在体制里蔓延，中国经济就可能遭遇大麻烦。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对于一个年增长率高达8％－9％的经济来说，时间的机会成本很高，也就是改革停顿的代价是非常大的。比如这几年，我们的一些周边国家，如印度的发展就非常快，这对我们都是压力。
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下一个10年至20年的奋斗目标。外部条件如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内部压力如经济缺乏活力、就业压力增大、腐败、收入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突出，都使得我们对实现这一目标充满紧迫感。
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法治建设可以比较直接而且效用比较高地推动好的市场经济建设。用法治来约束政府应该排在优先顺序上。

陈志武（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与其说是市场经济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对政府资源配置权力、对管制权力的监督制衡和问责的问题??如果停止市场化改革，中国过去的经验表明，那只会带来更长期、更广泛的不平等，让特权当道。
中国的故事是：在不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凭借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重点发展制造业、建筑业等“重型”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对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依赖性低，所以，到目前为止，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还可以成功。然而，这一“重型”发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今天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已在挑战这一模式。
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

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腐败的定义就是利用公权谋私利??公权的问题都是过去计划经济带来的，要解决问题，首先就要进一步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民营化。
国有资产的存在形态要改变，要从大量经营性的国有资产形态转变为非经营性的国有资产形态。只有实现了这个转换，才有真正的政府职能转换，才能从过去管企业、管经营性资产、管经营性企业中抽身出来，才能真正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责。
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改革还没有到位，我们该改的很多东西还没有改，而不是因为改革造成了这些问题。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在市场经济国家里，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从事正当的商业活动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都得政府批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的办法“赎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政府改革，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大幅削减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还民众以创业自由。
如果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今天合法的事明天就不合法，今天归你的东西明天就不归你，那么，投资者、企业对未来缺乏信心??自然不会讲信誉。因而，规范市场一定要规范政府行为；没有规范的政府，就不会有规范的市场。
社会需要经济学家，是因为市场经济需要有人去捍卫。如果我们不需要市场经济，就不需要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