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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柯:下一任欧洲央行行长会是谁?




不仅越来越多地发挥稳定欧洲金融秩序的职能,还掌控着欧元区政府的融资能力和融资渠道。这就是为什么在诸多欧盟机构中,欧洲央行的地位日渐显赫


文|赵柯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副教授


恋人们深知:爱之深,才会恨之切。如果没有了彼此间的怨恨,很可能也就预示着爱情之火的熄灭。在这个意义上,相互的怨恨程度成为了检验爱情浓烈与否的关键标准。这个道理同样也适用于国际政治。2010-2014年担任欧盟贸易委员的德古赫特(Karel De Gucht)在任期内深深痛心于美国对发展与欧洲的关系失去了热情,他曾无比幽怨地说: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正是为了扭转美国对跨大西洋关系“连恨都没有”的冷漠,德古赫特在任内极力促成欧美之间开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的谈判。这一国际政治“爱-恨定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国际舞台上缤纷复杂的权力博弈。最新的例证就是欧元区主要国家围绕下一任欧洲央行行长人选而展开的激烈角逐。

2019年10月,意大利人马里奥·德拉吉将卸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一职,谁将继任执掌这个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欧元的发行和管理机构,引发国际市场的格外关注。近年来,欧洲央行自身在权力和职能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在欧盟治理体系中从边缘逐渐走到了中心,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影响力越来越大。由此,欧洲央行行长一职自然成为欧元区各国当仁不让要争夺的“位子”。作为欧洲一体化色彩最浓、代表欧洲联合最高水平的成果——欧洲央行无疑是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以及随之而来的2009年欧债危机的受益者,其权力在事实上突破了欧盟条约的限制,大幅扩张,政策目标不再是单纯的物价稳定,而是开始扮演起“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不仅越来越多地发挥稳定欧洲金融秩序的职能,还掌控着欧元区政府的融资能力和融资渠道。这就是为什么在诸多欧盟机构中,欧洲央行的地位日渐显赫。

欧洲最有权力的人

2009年欧债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当初欧元的设计者们因为当时政治上的阻力,无法完成与统一货币配套的相关制度建设,也就是经济学家们经常所说的,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无法在成员国出现国际收支失衡之时通过成员国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来渡过难关。这一先天的制度缺陷被认为是欧元很可能在主权债务的重压下最终走向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欧元为什么没有像许多经济学家所预测的那样崩溃呢?经济学家们的逻辑没有错,但他们忽视了,在金融危机的压力下欧元区事实上逐步建立起了一种“隐形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来填补统一财政政策的缺位所留下的空白。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欧洲央行所发挥的作用。

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很大比重是以欧元来计价的,未来偿本付息也是用欧元支付,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中的“货币错配”问题——也就是外债多以外币计价和结算,而不是本币。所以一旦出现债务危机,国家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毫无办法,只能向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求助,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无法创造出偿还债务所需要的外国货币。1980年代的墨西哥债务危机和19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如此,这些危机中的国家债务大多是美元计价和结算。而欧元区国家不同,其债务以本币,也就是欧元计价和结算,而创造欧元的权力是掌握在欧洲央行手中的,只要欧元区达成共识,加紧印制出一批欧元还债是不成问题的。

实际上,欧洲人就是这么做的。比如在危机期间推出的所谓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ong Term Refinance Operation,LTRO),主要手段就是欧洲央行向欧洲的商业银行大规模地提供低成本资金,缓解银行业的流动性短缺问题,而这些商业银行往往又是欧洲各国政府债券的主要购买者和持有人。这样一来,LTRO实质上等同于欧洲央行直接印钞为政府债务填补窟窿。再到后来欧洲央行无限购买政府债券政策的推出,就更是直白地宣布准备为重债国买单了。这些政策的实质就是转移支付,把欧元区富裕国家的资金转移支付到深陷债务泥潭的边缘国家,这恰恰是统一财政政策的核心。如果从这个视角理解的话,欧元区之所以没有解体,就是因为这样一种以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为核心的“隐形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的存在。欧元区各国政府对此心知肚明,深知欧洲央行对各国财政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外,对金融危机的妥善应对,也为欧洲央行赢得了国际声誉。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有句名言:要打电话给“欧洲”,打给谁呢?没这个号码呀!他认为欧洲内部力量分散、结构复杂,很难找到一个有决定权的对话伙伴。但全球金融危机似乎让美国找到了“基辛格电话号码”,欧洲智库布鲁盖尔(Bruegel)的研究员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曾将2010年1月至2012年6月时任美国财长盖特纳开会或者通电话的对象以及次数进行了统计,排在前两位的分别为IMF总裁或者副总裁(114次)、欧洲央行行长(58次)。显然美国人认为在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上,欧洲国家政府信誓旦旦的诺言是不可靠的,欧洲央行才真正掌握“终极武器”——货币。

⬆当地时间2018年2月5日,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出席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议会(CFP)



爱之深恨之切的德国

说完欧洲央行的重要性,再回到本文的主要问题:下一任欧洲央行行长会是谁?这首先要看意愿,谁最“爱”这个职位。这里就用到了前文所提到的国际政治“爱-恨定理”:“爱之深”可以用“恨之切”来衡量。看看谁对欧洲央行最为怨恨。答案毫无疑问是德国。当年在实施统一货币的谈判中,有两个条件是德国非常坚持的:一是要求保持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允许其直接为成员国债务提供融资;二是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严格限制成员国对内和对外举债的规模。所以,自欧元诞生以来,德国向来是欧洲央行最为严厉的监督者和最为强硬的批评者,特别是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后,德国坚决反对欧洲央行以购买成员国国债的方式稳定金融市场的举措,时任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两名德国代表——德国央行行长韦伯(Axel Weber)和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斯塔克”(Juergen Stark)——频频在公开场合表达反对和批评意见,为了捍卫德国央行货币政策的“稳定文化”,最终韦伯和斯塔克在2011年先后辞职。其中韦伯的辞职尤其让德国总理默克尔伤心,韦伯在欧洲金融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也是默克尔心中欧洲央行行长的理想人选,本来默克尔要全力支持其在法国人特里谢卸任后担任欧洲央行行长一职。

韦伯的辞职让德国人在2011年错失掌控欧洲央行的机会,这才有了德拉吉的上位。显然,德拉吉之后德国人不想再次重蹈覆辙,对欧洲央行行长的职位是志在必得。权力游戏的大幕已经拉开。今年2月19日欧元区各成员国财长会议决定选择西班牙经济部长德金多斯在5月接替欧洲央行副行长康斯坦西奥(Vitor Constancio),这一安排提高了德国人在明年担任欧洲央行行长职位的可能性。因为德金多斯代表南欧,从南北平衡的角度考虑,未来的行长应该来自北方国家,这让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成为了最为热门人,而魏德曼也表达过对这一职位的兴趣。

魏德曼出生于1968年,2006-2011年在默克尔总理府任职,是默克尔处理欧洲债务危机和国际经济事务的亲信顾问。韦伯辞职后,是默克尔力主魏德曼接任德国央行行长一职,使其成为了德国央行历史上最为年轻的行长。魏德曼对欧洲央行的“爱”也可以用“恨”来衡量,并且其“恨”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其前任韦伯。魏德曼公平批评欧洲央行对货币政策的讨论缺乏透明性,他引用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中的场景,魔鬼梅菲斯托引诱皇帝发行纸币代替黄金白银来创造繁荣,委婉抨击欧洲央行的债券购买计划只是人为制造了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幻象。德拉吉曾确认,在2012年就直接货币交易计划作出决议时,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中只有一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虽然他没有点名是谁,但心照不宣,都知道是魏德曼。

对中央银行历史的研究极富盛名的英国学者古德哈特 (Charles Goodhart)曾说,如果欧洲需要使用同一种货币,那么完成这一目标最为有效率的经济手段莫过于各成员国首先放弃使用本国货币,统一改为使用德国马克,同时各成员国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加入德国联邦银行董事会。古德哈特是想表达德国在欧洲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确,欧洲央行就是严格地以德国央行为蓝本建立起来的,总部也设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无论魏德曼是否能够如愿成为下一任欧洲央行行长,欧洲央行都是“德国的”。(编辑:杨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