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做在的位置: 中国投资 > 赵柯:欧洲是否还能重拾“爱的能力”?

赵柯:欧洲是否还能重拾“爱的能力”?



欧洲似乎掉进了一个陷阱,既不想后退,又无兴趣前进,但又因经济代价太大而不能维持现状

文|赵柯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副教授


“爱”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同时又最让人沮丧失望的话题了。德国裔美国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是第一个从科学的角度研究“爱”的学者,他在其195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爱的艺术》中写道,大多数人追求爱情,悲欢离合的爱情电影百看不厌,百般无聊的爱情歌曲久听不烦,但却不会“正确地”去爱。人们通常认为爱仅仅是一种偶然产生的令人心荡神怡的感受,只有幸运儿才能“坠入”爱的情网。弗洛姆说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如同音乐、绘画和医术一样,爱是一门艺术,是一种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的能力。缺乏“爱的能力”,信任会消失,直到敌意、失望和无聊把一息尚存的魅力都抹掉为止。弗洛姆在50多年前的“谆谆教诲”恰恰准确地刻画出了当下欧洲人对于欧洲一体化、欧洲联盟所持有的复杂情感。

一方面,虽然以“反欧盟”为诉求的民粹主义浪潮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汹涌兴起,而且赢得了不少关注和支持,但欧洲人对二战后欧洲联合事业所取得的成果却是“真爱”。根据2017年欧盟委员会所发布的《欧洲未来白皮书》中所提供的数据,66%的欧洲人认为在当今动荡的世界里,欧盟仍是一个稳定的地区,88%的欧洲人支持欧盟的“四大自由”(货物、服务、资本、人员在欧盟成员国间的自由流动),70%的人支持统一货币——欧元;但另一方面,欧洲人对欧盟机构的信任度在下降,将近年来欧洲所遭遇的债务危机、高失业率、增长乏力、不平等加剧等问题归咎于欧盟。在2007年有一半的欧洲人信任欧盟,而在10年后的2017年,只有1/3的欧洲人觉得欧盟值得信赖。正是这种心态导致欧洲一体化停滞不前。意大利埃诺迪经济金融研究院教授圭索(Luigi Guiso)和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在他们合作的论文《莫奈的错误?》中将欧洲人对待一体化左右为难的这种焦虑心理形容为:欧洲似乎掉进了一个陷阱,既不想后退,又无兴趣前进,但又因经济代价太大而不能维持现状。

如果让弗洛姆对欧洲人面临的困境和不知所措的心理进行诊断的话,他一定会说,欧洲人缺乏“爱的能力”。因为他们现在虽然看上去很“爱”欧元,很“爱”欧洲一体化所带来的“四大自由”,但那并不是真正的爱。弗洛姆会接着“教训”欧洲人说,爱不是只要找到爱的对象,然后有了无法抗拒的强烈情感就行,真正的爱是积极的行动,是一股灵魂的力量。爱首先是给而不是得,“给”是力量的最高表现,会在相互间唤起某种“生命力”。欧洲一体化的停滞不前恰恰就是缺乏“生命力”的表现,因为各个成员国总是在计算争吵自己能够得到什么,而对于自己愿意给出什么三缄其口。法国要求其他成员国投入更多资金设立欧元区共同预算,以便获得充足的“弹药”拉动增长,但不愿意出让财政主权;德国要求严格遵守财政纪律,但对如何补偿成员国因紧缩政策所带来的失业增加与经济下滑等问题冷眼旁观;北欧国家坚持责任原则:如果你违法了规则,你就要对后果承担责任,他人没有义务救助;南欧国家则奉行团结原则:认为在共同体中当本国因债务负担过重而陷入危机之时,其他国家应该一起风险共担。由于没有哪个成员国愿意主动“给”,一体化也就因缺乏弗洛姆所说的,由“一股灵魂的力量”向前推进,逐渐丧失某种了“生命力”的东西。

2018年3月22日-23日,欧盟举行了为期两天的春季首脑峰,其中一个重要的议程是讨论欧盟改革,欧洲理事会在会后发布的公报中说,此次峰会讨论的问题包括:是否需要为欧元区设立财政预算?欧元区财政预算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宏观经济稳定?促进投资和就业?还是为了鼓励结构性改革?它应该是现有欧盟整体预算的一部分,还是一个独立的财政安排?提高竞争力和促进增长为导向的结构性改革、校正经济失衡和确保可持续的趋同发展,这些政策目标是否应该统一在欧盟层面推进?是否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维护财政纪律?哪种政策工具应该被用来达成这些政策目标?公报也坦率地承认,在上述议题上,成员国间达成的共识很有限,此次峰会对这些问题也没有定论。毫无疑问,上述问题的答案对欧盟的未来至关重要,而之所以无法达成共识,原因还是在于没有哪个成员国愿意“给”。

欧洲人推动一体化的传统智慧是,让危机成为推进欧洲国家进一步合作和融合所必需的工具。也就是“欧洲一体化之父”让·莫奈所反复强调的:欧洲将通过危机而建立,欧洲联合将是各种危机解决方案的总和。普林斯顿大学欧洲经济史教授哈罗德·詹姆斯 (Harold James)对此则提出了疑问,他认为“莫奈原则”发挥作用是有前提条件的,它要求每一次危机都小的足以掌控,如果危机过大或者负荷过重反而会导致崩溃。詹姆斯引用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中的台词来形容当前欧盟的处境:当悲伤来临之时,它不是形单影只,而是成群结伴。詹姆斯认为要解决欧盟当下面临多重危机的问题,不能被动地依赖莫奈式的传统智慧,而应该主动的创新:将看似无解的单个问题捆绑在一起,就有可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各个成员国虽然在单个问题上尖锐对立,但如果能够捆绑解决,他们可能在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失之东隅,却能在另一个问题的解决途径中收之桑榆。这样就解决了谁先“给”的问题。

在詹姆斯看来,当前的欧洲虽然深陷多重危机,但这反过来又让欧洲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推进一体化的机遇。詹姆斯建议欧洲人要从1944-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围绕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进行的谈判中寻找经验。当时的“五强”——中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中,将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放在一起进行谈判,这大大扩展了各国相互间妥协的空间,最终使得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机制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得以建立。虽然由于冷战的开始,布雷顿森林体系发挥作用仅限于西方阵营,但其得以建立的内在逻辑是今天的欧洲人仍然值得借鉴的。

比如,德国可能不得不在南欧国家的债务偿还方案中付出代价,但却可能从欧盟统一的难民危机应对方案中获得收益和补偿;赞同法国提出的建立欧元区共同预算的方案可能意味着德国要支付更多的资金,并且要在相当程度上牺牲其一直坚持的避免道德风险原则,但这有可能换来法国在欧洲军事和防务一体化上的合作。这样一来,欧盟就会成为具有更大权衡和妥协空间的大舞台,而非一个要必须决出胜负的诺曼底。所以,詹姆斯认为欧洲要抓住机遇迎来自己的“布雷顿森林”时刻。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开篇就写道:几乎没有一场冒险像爱情那样,是以如此巨大的希望和期盼开始,但又以如此高比例的失败而告终。但人们从来没有因此就放弃对爱情的追求。弗洛姆始终对人类追求爱情报之以善意的乐观,因为他认为爱是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可以被掌握的。欧洲统一是欧洲人千年以来所要追求的梦想,欧洲联盟则是迄今为止欧洲人为达此目标所进行的一次最为大胆的试验,欧洲人对于一体化所取得的成就毫无疑问是“真爱”,但正如弗洛姆所说,仅仅有强烈的情感是不够的,欧洲需要重拾“爱的能力”。(编辑:杨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