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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风险如何化解?

海外投资风险如何化解?

——专访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春国


  导 读 

一方面应当充分认识海外投资保险兜底保障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应当充分发挥企业和项目的主动性,积极解决、缓释风险损失

● 投建运一体化是必然趋势

● 政治风险是必然存在的生态

● 项目自身生命力代表一切

中国工程承包企业最早以援外的形式走出去,在2006年以前多以DBB(设计-招标-建设)模式为主,此后迅速升级为EPC(设计-采购-施工)模式,且逐渐普及。近几年来,随着国家金融资本的支持,EPC+F逐渐成为主流,而F主要包括两个:一个是出口买方信贷,一般都是对方的财政部或者国企来贷款;另一个是出口卖方信贷,卖方信贷是中国承包方作为贷款主体。

“如今EPC+F因为项目所在国担保能力不足也遇到了瓶颈,而解决业主融资难问题的以BOT(建设-经营-转让)为代表的投建运一体化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必然趋势。”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建海投)总经理杜春国在接受《中国投资》记者采访时说。

 “BOT项目因为具有投资大、周期长、涉及面广、前期成本高、合同结构复杂等特点,其面临和承担的风险通常远远高于EPC项目。”杜春国说,风险管理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面临的重要课题。

投建运一体化是必然趋势

《中国投资》:目前,很多工程总承包(EPC)企业在转型升级,不断寻求投资和运营的机会,您如何看待企业投建运一体化的趋势?

杜春国:现在工程承包的利润很薄。EPC以及EPC+F在经过活跃期后走向瓶颈,主要是因为中国企业所实施的EPC和EPC+F多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通常负债率较高,而F一般要求主权担保,或者是等同于主权担保的担保,这些国家担保能力有限,再加上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他们的贷款有限制、负债有要求和审核,这就造成F难以实施。而且,EPC+F通常是以国有金融资本提供融资为基础,相比国际上的贷款成本较高,再加上通常需要购买中长期信用保险,再度提高了融资成本,西方以及当地不同的党派之争会以此来诟病中国企业,所以EPC+F逐渐走向了瓶颈,工程承包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去投资成为必然趋势。

投资相对走的通,首先因为投资解决了业主融资难的问题。融资者成为中国企业,不再是项目所在国政府,这是根本性的转变。因为我们是贷款主体、控股方,这对银行来说就比较放心。其次,中国EPC企业采用投建运一体化模式可以带动国内优势产能走出去。例如我们在巴基斯坦开发建设的火电项目,勘察、设计、建设、运营都是中国元素。EPC+F的时候,对方国家会有一定要求,虽然是去建设,但是可能会对设备来源、采用标准都有限制,而通过投资通常可以把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输送出去。

因为中国企业投资的项目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南亚、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投建运一体化项目都具有投资大、周期长、涉及面广、前期成本高、合同结构复杂等特点,导致中国企业采用BOT等投资形式走出去面临很多困难和障碍,后续还应该根据不同的国别进行研判。例如,孟加拉目前投资的风险较小,契约精神比较好。老挝市场本来也不错,但因为电力投资较多,当前阶段国内的电力消纳相对受限,他们致力于建成东南亚的蓄电池,将电力出口到泰国、越南、缅甸等的进展不是特别理想。有的国家投资风险比较大,主要原因是其履行诚信的能力不足。

我们不能简单的说EPC的风险一定小,投资的风险一定就大。例如大型EPC项目,如果对于合作之前的尽调不到位,承包的策略制定、实施不到位,也会面临很大的风险,有些大项目,做不好可能造成巨额亏损,韩国三星在沙特地区的某个合同额超过20亿美金的项目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投资》:EPC的企业现在都在转型做投资,会不会形成新一轮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竞争?

杜春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例如,印尼有一个大型的电力项目,中国企业去开展了恶性竞争,以低价获得了开发权,违背了电力投资本身的属性,破坏了当地的电力开发生态,对中国企业在印尼再拿下大型电力投资项目造成了较大的困难。此外,现在有一些还未在海外投资的企业,特别是一些省级国企,为了在一带一路沿线有所斩获,不会特别去考虑项目风险,不少前景不看好的项目,还有企业在不断地向前推进。

这些问题虽然不是特别普遍,但已经存在,我感到比较担心。

政治风险是必然存在的生态

《中国投资》:国际电力投资项目大型化、综合化、复杂化是常态,应如何规避对外投资中的风险?

杜春国:境外投资面临的风险主要可以分为政治风险、经营风险、建设风险、安全风险、文化冲突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合规风险、环境风险、税务风险、汇率波动风险、汇兑风险等。

以大家反映较多的政治风险为例。这是必然存在的生态,在发展中国家,不管哪种体制,项目的政治风险永远存在,即使是发达国家,近些年也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对于政治风险,关键是怎么认知和规避。

在具体实践中,我们的投资项目无一例外都投保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的海外投资保险。海外投资保险分为三个基本政治险和一个附加险,三个基本险是战争和政治暴乱、征收、汇兑限制,附加险是政府违约。中国信保承保违约责任的一般前提是政府对购电协议出具主权担保,但没有主权担保的特殊情况下若购电方当地国家电力公司现金流和信用良好,或财政部对当地国家电力公司具有充分的财政支持,中国信保也会酌情考虑承保。

不同国别和地区的海外投资项目,潜在的政治风险各不相同,投资者应根据投资国别具体情况,制定详细的投保策略。基于中国信保目前的承保政策,四大险种为制式规定,不能随意变更保险范围,但也可以选择组合投保,特别是针对政府违约险,我们在进行投资项目协议谈判时,应将我们重点关注的政治风险,尽可能地纳入东道国政府的义务,这样才能纳入违约险的保险范畴。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项目有了中国信保的保险,就没有风险,这种认识是片面的。

当出现政府违约时,从保险理赔角度来讲,公司首先需要对项目所在国政府及相关部门提起仲裁,如果仲裁未获得胜诉判决,或胜诉判决中没有明确的赔付金额,中国信保就不会启动理赔。即使我们通过长时间的努力打胜了,理赔大概需要半年时间,且能索赔多少金额还是未知数。一个项目生存的重要指标就是现金流,而保险理赔通常需要较长时间,从这一点讲,也无法保证项目正常建设、运营的资金需求。

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信保的赔款也是中国政府的资金,从中国国家层面来看,并没有真正的把政治风险规避。所以,我们在进行海外投资项目选择,项目开发协议谈判的过程中,需要尽可能的深入研判,规避重大风险。因此,走出去企业一方面应当充分认识海外投资保险兜底保障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在发现项目政治风险时,我们不能消极应对,把风险直接转移给中国信保,而应当充分发挥企业和项目的主动性,积极解决、缓释风险损失,保障项目自身生命力。

所以风险还是针对不同国家、投资具体的项目来判断的。但是整体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风险要远大于发达国家的投资风险。我们在澳大利亚投资了风电项目,通过调研,我发现发达国家最大的优势就是契约精神,但是也不见得所有项目风险都小,例如,中国某公司在澳大利亚投资的矿产项目严重亏损,当然这不是政治风险,而是项目本身的研判出了问题。

《中国投资》:现在有些人也提到,中国企业可以和国外企业强强联合,以联合体的形式走出去,这样项目所在国的抵触会小一些,项目风险也会小一些。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杜春国:这确实是个问题。因为全产业链走出去,从抱团出海的角度来看是不错的,但从项目所在国的政府来看,他们不欢迎这种形式。他们会认为这样是不透明的,就会带着质疑的眼光来看待和对待你,这就造成后续在电价等重要谈判时,对方一直质疑,需要解释说明。如果投资是透明的,承建是国际透明公开、可审计的,运营也是全球公开招标的,就不会存在这种质疑。

但是具体也要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施。例如,在有的国家就不得不采用全产业链的形式,这些国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因为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国际上的公司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公司不能在这些国家投资,或者他们认为这样的国家的某些项目没有投资价值;二是当地的队伍没有能力承担起建设的任务。这时候他们更愿意接受我们一揽子方案的。

项目自身生命力代表一切

《中国投资》:BOT模式投资规模大、经营周期长,电建海投公司是如何创新海外融资模式,解决资金问题的?

杜春国:电建海投的主要做法就是搭建海外投资融资平台,实现海外融资,海外投资。目前公司平台主要是香港投资融资平台,随后还将陆续在新加坡、泰国等国家设立投融资平台。我们利用香港平台分别于2014年10月14日和2017年6月7日各发行了5亿美元高级永续债券(5年后可赎回),首期利率分别为4.05%和3.5%。还利用香港平台于2014年5月8日发行了15亿人民币债券,发行期限为3年,利率为4.2%。

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2015年,香港平台公司与国新国际下属的Boltan
Holding Company
Limited正式签署了优先股《认购协议》,该笔优先股于2016年3月4日正式注入香港公司。而在项目融资中,中外资银行、各类基金都是我们的选择对象。经过持续的努力,我们也获得海外银行免担保授信额度。

《中国投资》:成立6年以来,电建海投建设了卡西姆、南欧江等标志性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投资收益,公司以什么标准来选择投资项目? 

杜春国:因为我们是中国电建集团的投资公司,所以我们不仅只关注风险和投资回报,还有国家利益。既然要做海外投资,我们必须首先从国家利益的出发点进行研判,如果风险可控,我们就有必要做投资,这样有利于打响中国电建品牌,乃至于中国企业品牌。例如我们在刚果金参股投资的铜钴矿,虽然占比较小,但是效益较好。

从商业角度来讲,我们也尽可能地保护项目的利益,做到持续可行。考虑一个项目的风险大小,除了看国别以外,首先看项目的自身生命力,这个代表一切。从电力项目来看,我认为四个要素至关重要,一是合理的投资成本,投资成本不能太高;二是相对合理的电价,高电价必然不可持续;三是充分的电力消纳,电能发出来,但销售不出去也会成为企业运营的大问题;四是及时的电费回收。

《中国投资》:着眼全球能源投资,您如何看待各地的发展潜力?未来电建海投将如何布局?

杜春国:根据国际能源署(IEA)联合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共同发布的《能源投资报告2018》,2017年全球能源投资总额为1.8万亿美元,电力行业吸引投资近7500亿美元,成为吸引能源投资最多的行业。从电力需求来看,全球能源电力需求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能源需求增速明显放缓,发展中国家需求上升较快。

水电是继煤电、天然气发电之后的第三大电力资源,其在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达70%。北美、欧洲等发达国家多已完成大部分可开发水电资源的开发,未来重点将落在已建水电站的更新改造。发展中国家多数制定了水电开发规划,预计在2025年左右基本完成水电资源的开发。亚洲、非洲、南美是今后水电资源开发的重点地区。另外,跨区域的电力合作将有利于流域整体开发和跨区域电力交易,形成规模效应,将进一步推动重点区域水电资源的开发。

火电装机占据主导,虽然增速趋缓,但市场容量大。全球火电装机容量的主要增长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同期火电装机容量持续下滑。从区域发展来看,欧美地区对于燃气电站的需求量增大;石油和天然气富集的中东、西南亚、南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燃油、燃气电站市场空间巨大;亚洲和非洲地区对煤电在中短期需求保持增长,特别是包括许多亚洲国家在内的区域都具有储量丰富且价格低廉的煤炭资源,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煤炭仍将是全球火电燃料的主要来源,而煤电也仍将在全球火电市场持续占据主导地位。

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增速迅猛,市场潜力巨大。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和清洁能源技术的成熟和应用,风电和光伏等新能源迅猛发展,在优化能源结构、减排温室气体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重用,代表了未来电力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预计随着成本的不断下降,到2021年,太阳能将成为继煤炭、天然气和水电之后的第四大发电资源。

中国电建内部具有完整的电力能源产业链,从设计、施工、监理、设备制造、运维都具有丰富资源,在水电、火电和新能源领域具有雄厚实力。因此,未来电建海投的布局不会偏于一隅,而是全球性的。未来5年,我们将依托中国电建全产业链优势,水电、火电和新能源齐头并进,有效利用、整合集团内部优势资源,实行高端切入、规划先行,打通价值链上下游,形成独特竞争优势。

我们将以“一带一路”周边沿线国家和其他传统重点国别市场为核心市场,以所在国市场空间较大、集团公司目前所占市场份额较小的国别市场为潜力市场,以其他国别为机会市场,按照“深耕核心市场、挖掘潜力市场、把握机会市场”原则,逐步构建包括亚洲、非洲、拉美和发达国家市场等在内的全球优质资产,不断提升公司国际化软硬实力,最终逐步形成全球范围内重点突出、结构合理的区域布局。

⬆柬埔寨甘再水电站



文  | 本刊记者  侯洁如  杨海霞

图片提供|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编辑 | 杨海霞

设计 | 姜灵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