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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区域金融合作


构建可参与全球竞争、照顾本地条件和实体需求的“亚洲金融体系”,服务于亚洲经济全面、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文|刘军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图片提供|刘军红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迎来全面落实新阶段。一个兼跨欧亚非及大洋洲,甚至太平洋诸岛的合作发展共同体轮廓跃然纸上,互联互通,兼容并蓄,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发展秩序豁然开朗。在此,跨国、跨地区、跨币种的国际金融合作及金融体系创新,便成为落实一带一路伟大创举的客观需要。

 

从8万亿到26万亿:巨额资金需求

1997年东亚货币金融危机后,“东亚人的东亚”意识上升,地区合作应对危机,互利共赢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互联互通”成为地区合作发展的基本路径。随着“东盟+中日韩”地区合作主渠道向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辐射扩展,“东亚合作框架”也不断扩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需求开始上升,涵盖整个地区的基础设施体系、市场与制度创新体系成为地区合作的重要内容。地区合作从一个时代的潮流,落地生根,成长为扎实推进的国际社会实践。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始终先于地区制度建设,先行先试,为地区合作奠定了前提条件,也成为拉动亚洲经济演绎增长奇迹的引擎。

为此,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及其投融资配套体系,既扮演着牵引地区合作与发展的动力角色,也成为地区内外各主要大国竞争地区秩序主导权的抓手。

在东亚地区合作初期阶段,日本利用其为亚洲开发银行(ADB)第一出资人的地位,就曾依托亚行,牵头设计了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开发计划,欲主导地区经济整合方向。比如,日本单独出资100亿日元,设立“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即东亚宏观经济办公室(AMRO)前身,目标是主导地区合作制度设计,掌控各国经济发展数据,监视经济发展状况,提出改进建议等。事实上,日本公开将其称为“东亚版OECD”。为从名义到实质全面控制ERIA,日本大量派驻精英学者,引进高端统计、计算模型等。正是这个ERIA,通过联合亚行和东盟秘书处,历时一年,共同设计了“亚洲综合开发”草案,第一次提出以2020年为目标,以“东盟+中日韩+澳新印”等为覆盖区,规划包括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等在内的650个大项目,总事业费达2000亿美元。目的是构建以东盟、印度为区块链的“东亚国际产业分工体系”。

作为配套的投融资安排,该方案计划其中的1100~1300亿美元资金,由中日等区内大国与亚行协调筹措,其余700亿~900亿美元,则由当地各国政府和包括外资在内的民间企业共同设立融资平台解决。该计划完成后,将在以东盟为中心的广泛地区内形成涵盖10亿人口的大市场,到2020年,实现区内生产总值倍增。

为与计划对接,日本改变了自己的“亚洲观”,2009年5月,日本自民党政府“经济增长战略”将重点放在亚洲,将亚洲基础设施视为“内需”,并推动地区整合战略深化,确保地区秩序上的战略优势。同时,日本意图通过掌控地区基础设施项目,控制商机,获取投资机会。据当年日本总务省估算,仅亚洲智能电网项目即可为日本创造98万亿日元的商机,而此间的亚洲基础设施项目可为日本提供200余万人就业岗位。

实际上,危机后,日本经济就是依托亚洲才得以恢复的。截至2009年9月,日本对亚洲的出口占比已高达57%,刷新了可比的197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2008年底,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收益率高达12%,约为同期对欧美投资的2倍。安倍上台后,进一步将亚洲基础设施出口倍增作为国家战略,将海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提到地缘政治层面,从构建海上安全枢纽和战略通道角度重点施策,强调国际竞争。为此,日本政府不仅动用政府开发援助资金(ODA),而且依托亚开行,搞官民一体基础设施基金,争取项目,抢占地缘政治竞争制高点。随着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浪潮到来,日本产品在亚洲的份额进一步提升。金融危机后,日本产品、投资对亚洲转移已超出传统市场依赖意义,升级为对亚洲产业分工体系的渗透与控制。由此,海上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合作难度加大,合作环境更加复杂。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9年亚行发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预测,期限从2010年到2020年,包括主要24国和地区的电力、电信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投资需求达8万亿美元。其预测金额大幅超过了“亚洲综合开发计划”,一时间成为各国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主要参考指标,也一度成为一带一路项目设计的参考依据之一。

而随着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特别是2014年底中国经济跨过10万亿美元大关,进入可与美欧比肩的全球经济顶级圈,这标志着世界经济格局上的“中美欧三极体制”雏形初具。而未来国际货币体制视野中的“中美欧三极货币体制”也呼之欲出。在此背景下,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乃至非沿线国家的投资展望,可以预见,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从发展的角度,引领符合发展中国家普遍利益和现实条件及发展阶段的“发展秩序”。这符合地区合作所追求的和平发展、利益共赢的初衷,有利于建设公平、平等的合作发展格局,有可能实现地区互利互惠的可持续发展。

正是这种可预见性,才决定了一带一路倡议赢得了广泛认可和追求。这正是美日开始正确看待一带一路倡议所具有的“发展秩序”的前景,及其所能唤起的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广大资本投资收益的预期。

今年2月,亚行重新修订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预测,提出包括亚行成员国中所有45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范围涵盖亚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国,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总额达26万亿美元,期限为从2016年到2030年的15年,主要项目及资金需求:电力系统投资需求为14.731万亿美元,占整体56.3%,年均需求9820亿美元;运输系统达8.353万亿美元,年均5570亿美元,构成比为31.9%;通信系统为2.279万亿美元,年均1520亿美元,占比8.7%;水和卫生系统8020亿美元,年均530亿美元,占比3.1%。显然,这项预测在范围上远不能涵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内涵上也未能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产业园区及其配套设施。

 

构建多元纵深的资金资本市场

尽管,目前一带一路的投融资体系已由丝路基金、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国家队挂帅布阵,也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乃至世界银行等国际开发机构鼎力帮衬,同时,引进了吸引广大社会资本的PPP投融资建设模式,为各种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强大的金融支持体系,在此,仍需要看到的是,经历了东亚金融危机和美国为震源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亚洲经济,正面临时代转换期,需要走区域共同扩大内需,扩大区内贸易和投资的全新道路,客观上需要以“一带一路”为总体引领,整合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经济发展动力,推进符合亚洲经济发展特点的“区域发展秩序”,构建可参与全球竞争、照顾本地条件和实体需求的亚洲金融体系,服务于亚洲经济全面、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在此,一带一路被赋予了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重任,呼唤一个更大规模,更具多元纵深的资金资本市场体系配套。由此,一带一路的投融资体系被赋予了更具长远性的时空大任。

一是建立能支持更广泛的地区投融资的金融体系。以国际开发型金融机构为支柱,形成包括世行、亚行、亚投行,乃至欧洲、非洲开发银行的国际公共金融机构联合体,推进项目、数据、资金及经营技巧合作。

二是用好亚洲现有国际金融中心,如香港、新加坡和东京,推进市场、制度相通相融,与各国金融市场疏通渠道,形成地区主导的金融市场体系,提供更全面的普惠金融支持。尤其是,地区债券市场建设迎来一带一路的春风,具备成熟化的条件和机遇。亚洲是全球储蓄最丰富的地区,但鉴于本地金融市场不充分,亚洲资金长期流向英国、欧洲和美国,再寻求投资回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以美欧为中心的资金循环体系,即资金从亚洲流出,进入美欧市场,再经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以资本方式输出到世界更有利的国家和地区,获取更丰厚的资本回报,形成对世界的资本支配,进而奠定了“美元体制”不可撼动的资金循环基础。亚洲能否在本地形成资金内循环体系,支持本地货币体制,关乎亚洲经济能否靠自己的机制调整对内对外经济失衡,维护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就曾为世界银行代理发行美元计价的国际债券(龙债),也曾代理亚行在本地发债,近年来更是首创性地发行人民币计价的“熊猫债”,具备亚洲债券市场中心地位,借一带一路东风,扩展本地货币计价的亚洲债券市场,必将为一带一路提供更广阔的融资市场。一带一路金融的“国家队”、“国际公共机构队”均可在香港发行本币债券筹融资,支持投资项目落到实处。

三是创新金融方式和产品,扩大一带一路普惠金融的支持面。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而其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错位是诱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但金融危机并没能否定“市场规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基于市场规律的金融创新有利于提高为实体服务的金融效率,有利于调动丰富的“地区储蓄”转化为有效的“地区投资”。金融危机后,日美欧等主要国家全面搞量宽为主的非传统型金融宽松政策,导致世界货币供应量全面扩张。到2014年底,全球货币供应量已从2006年的50万亿美元膨胀到90万亿美元,扩张1.8倍。但发达国家企业投资停滞,美日上市公司留存现金均超过2万亿美元。跨国大企业持币观望,其根在于投资预期收益率低下。一带一路恰恰能激活广泛的投资项目,预见丰厚的投资回报。这是美日正视一带一路的利益动因。

另一方面,日美个人金融资产庞大,尤其是身在亚洲的日本个人金融资产达1800万亿日元,其中,现金存款接近四成,堪称亚洲储蓄的金矿。日本人口少子老龄化,国内运用机会有限,金融资产多处于压箱底儿状态,甚至沦为“死钱”。若能利用一带一路投资机遇,推进地区金融创新,激活包括日本个人金融资产在内的本地储蓄,为亚洲地区经济根本转型创造金融条件。

最后,从更广泛的视野、长远的时空跨度,创新发展地区“伊斯兰金融”体系。目前全球有超过16亿伊斯兰人口,多分布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且赋存于油气资源产出地。“国际伊斯兰金融”是当今重要的金融方式,更是美英日等发达国家争先发展的筹融资模式。新世纪以来,新加坡、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也开始引进国际伊斯兰金融方式发行债券。一带一路的投资落脚点恰恰是本地投资。过去实证分析证明,过度依赖外来投资往往会伴生内外资本失衡,及其引起的经济发展失衡,进而激化内在社会矛盾。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就是让本地资本与外来资本同时投入,在投资阶段保持资本平衡。发展地区伊斯兰金融方式,既可吸引广泛融资,又可确保本地资本与外地资本同时接入,形成平等、互利互惠的一带一路模式,构建可参与全球竞争、照顾本地条件和实体需求的亚洲金融体系,服务于亚洲经济全面、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编辑:杨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