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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的着力点在城市

城镇化的着力点在城市

——专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建

文/本刊记者  杨海霞


生产过剩是当前中国主要矛盾,城市化的方向应当着力在大都市圈的建设,重点放在东部沿海,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足够的内需,帮助中国经济走出低谷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在接受《中国投资》采访时表示,生产过剩是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如不解决,经济下行状态就会延续下去,而大城市化(并非小城镇化)是应对这一问题的重要举措。

“生产过剩日趋严重,迟早会威胁到就业,因为过剩状态会压抑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解决生产过剩就要缩小收入差距,分配体制不合理是市场经济的通病,但是在中国,形成收入分配差距还有其特殊性,就是城乡差距过大,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所以推进城市化是缩小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举措,是走出经济低谷的唯一通道”。王建表示。

在他看来,中国人口众多,农业人口占人数的大多数,因此城市化必然是一个艰巨、复杂的历史过程。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要在吸取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中国的具体国情。城市化的方向,应当着力在大都市圈的建设,重点放在东部沿海,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足够的内需,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实现城镇化的战略目标。

新时期的主要矛盾

《中国投资》:您常说,城市化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您对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的总体判断是怎样的?城市化的作用该如何理解?

王建: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我认为是生产过剩,所以改革和结构调整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否则就难以见到成效。这两年我一直在谈的问题是,中国过去的增长动力在消失,消费在分配机制作用下正在继续走低,出口需求的上升也只能是暂时的,未来也要走低,由于没有新的需求发生而前期建设的产能仍在投放,投资回落的速度甚至可能会高于消费与出口,所以,在发生大的改革和调整、使中国经济真正能转入内需引领轨道前,经济运行就不会改变下行曲线,即便有时出现反弹也难以持久。

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矛盾,就不断引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任务,这个矛盾在中国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后长期没有爆发,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形态发生转变后,首先是形成了全球性的货币需求扩张,能够吸纳中国经济中所产生的全部剩余产品,这既表现在净出口比重的显著上升,也表现在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但是次债危机爆发,全球货币需求的扩张被中断,这个矛盾就开始显露出来。

目前在中国内部的确隐藏着许多经济与社会矛盾,但是细数这些矛盾,没有一个会在中短期内从内部引发危机,而生产过剩危机却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常态。中国还没有经历过生产过剩危机,但生产过剩状态却已经存在了好几年,并且正在向越加严重的方向发展,这种态势会否把中国引入一场危机,现在还不得而知,但200多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却告诉我们,生产过剩与经济危机之间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从生产过剩到爆发经济危机,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生产过剩积累到一定程度,危机才会爆发。从中国自己的经验看,过去认为7%的经济增长率似乎是一个必保的边界,这主要是从满足充分就业的要求考虑,目前的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了改变,从就业看更低的速度似乎也能接受,但是如果生产过剩日趋严重,就迟早会威胁到就业,因为过剩状态会压抑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如果是爆发了危机,进入零增长或负增长也有可能。我估计2014年经济增长率就有可能进一步下行,就业形势可能会比2013年严峻得多。

解决生产过剩就要缩小收入差距,分配体制不合理是市场经济的通病,但是在中国,形成收入分配差距还有其特殊性,就是城乡差距过大,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所以推进城市化是缩小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举措。

按照新千年前10年的情况计算,中国经济保持年均9%的增长速度,需要每年新增8万亿元左右的新需求,大体是出口和消费各两万亿元,投资新增4万亿元。新千年以来,中国新增真实城市人口约1亿人,同期新增的城市投资约50万亿元,大体上是每新增1个城市人口,会吸纳50万元投资。如果未来20年中国新增城市人口达到8亿人,所能产生的投资需求就是400万亿元,年均20万亿元,这已经大大超过了“保9”所需的社会总需求年均增长额,如果把服务产业的发展空间拓展到占经济总产出的60%,也可以在未来20年提供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增长率,这就是结构转换能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道理。

如果照这样发展,中国经济将转入“中速增长”甚至“低速增长”的那些预言,根本是站不住脚的。由于城市化把大量农村人口吸纳到城市,使中国农业得以完成现代化改造,可以新增数以亿计的新增非农劳动力,那些中国经济将丧失国际比较优势的预言,也站不住脚。

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前说过很多了,我在以前的分析中认为,缩小收入差距首先应推进城市化,解决体制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由于牵涉面又多又敏感,难度比推进城市化大得多,所以可以先放放,但是近一段的研究使我认识到,解决体制收入差距也刻不容缓。

 城市化与内需

《中国投资》:城市化拉动内需如何实现?

王建:工业化所创造的供给,是为满足城市人的需求发生的,所以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可分割,但是改革前30年和改革后这30年中,由于不同的历史原因,却使中国采取了“城乡分割”的发展方式,城乡分割在改革前30年,使中国得以快速发展起国防军重工业,但是却积累了庞大的农村剩余人口。改革开放这30年,虽然通过“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办法,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农村人口工业化的问题,却还是没有解决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问题。这种抑制城镇化的战略取向虽然有其历史功绩,但是发展到今天弊端也暴露无遗,就是由于保持了庞大的低收入农村人口,使国内的需求与供给规模严重不对称,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外需的严重萎缩,国内的生产过剩矛盾就突出出来。而且,国内的分配体制矛盾对当前的过剩格局也有着重大影响,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在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中居于主体地位,因此,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内需。

还要看到,大幅度提高城镇化率,以使得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相称,不仅仅是具有拓展内需的作用,城乡结构扭曲属于大结构的扭曲,不从根本上解决大结构扭曲的矛盾,不仅会使工业生产由于过剩矛盾难以为继,也严重阻碍着农业与服务业的发展。

从农业看,大量农民工虽然已经进城打工,但是仍长期保留着对家乡土地的经营权,使中国的耕地不能实现集中经营,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标志是实现农业机械化,土地长期归小农户所有而不能集中,就是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阻碍。

近年来,由于出现了“民工荒”,学界在热烈讨论所谓“刘易斯转折点”的问题,但是如果看到美国仅以200多万农业劳动力就养活了3亿美国人,还出口了占世界出口量60%的粗粮,而中国直到2012年却仍然有2.58亿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就可以知道,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只是被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所掩盖的一个假象,只要在土地规模经营基础上实现了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就会有超过2亿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所以,通过大规模的城镇化使8亿农民进城,从而彻底脱离与农村土地的关系,是使中国农业最终走向现代化的必须条件,并且也只有建立了现代农业,中国才能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从服务业看,大量低收入农村人口的长期存在,是压低服务业增长空间的最大因素,因为组成现代服务业的许多商业机构,都不可能在分散的农村发展,进城打工的农民,由于在城市没有家,也不可能产生像城市人那样的服务业需求,所以尽管目前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已经高达3倍以上,而像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的城乡消费差距,更高达4-5倍,并且使中国与同等人均收入国家的服务产业比重相比,要低15-20个百分点。所以,也只有使大量农民工携家带口进城,转换成市民身份,才会有服务业的巨大增长空间,才能使中国服务产业的比重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匹配。

因此,在未来20年城市化是个“纲”,抓住这个“纲”,才能做到“纲举目张”,使中国的三次产业格局彻底摆脱大结构扭曲的矛盾,都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各种发展战略的制定也好,只有围绕这个“纲”来设计和实施,才会见到显著效果。

 大都市圈是重点

《中国投资》:未来城镇化的路径应该是怎样的?

王建:我国人口众多,农业人口占人数的大多数,因此它必然是一个艰巨、复杂的历史过程。对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要在吸取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我国的具体国情。中国城市化的核心问题是建立一个适应生产力发展布局需要,符合我国人口结构变迁特点,与区域、环境、资源相协调的现代化城市体系。

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以建设大都市圈为方向,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这个国情就是,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是平原面积仅占12%,所以人均平原面积与日本这样的国土面积狭窄国家相差不大。由于城镇化只能在平原地区展开,而坡度在8%以下的优质农田90%也集中在中国东、中部平原,因此本着“先吃饭、后建设”的原则,就必须用高度集约的用地方式搞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我在以前的研究中有过一个测算: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大,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大量进口粮食,腾出本国耕地来搞城市化,所以在城市化过程中就必须保留比日本更多的耕地,如此算下来,中国的城市人均占地面积,大约比日本还要低15%-20%,大约是125平方米/人,这是按照到2030年中国有15亿人口、其中12亿人在城市测算的。

大都市圈模式能够最集约地利用土地主要是两方面原因。第一是大城市比中、小城市的单位土地经济产出量与人口容纳量要高出十几甚至几十倍。第二是都市圈模式的核心含义是,之所以被称之为“圈”,就是因为在这个圈内有着一套完整的产业体系,由此独立于其他地区和其他都市圈。由于都市圈内的产业都分布在距离都市圈中心100-120公里的“1小时”交通半径内,就可以大幅度减少交通用地。例如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的交通人均占地只有115平方米,而美国却高达1500平方米。从我国看,2003年以来城市人均占地面积达到210平方米,其中交通占地约人均80平方米,且交通占地面积的增速是城市面积增速的一倍以上,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中国的城市人口达到8.5亿的时候,就会因为再占地就保不了吃饭而搞不下去了。所以,中国必须采取大都市圈模式,才能将城市化进程推进到底。

由于都市圈模式可以大量减少交通运输需求,因此也是提高企业乃至一个地区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从与日本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两国的GDP总值都在1.4万亿美元的时候(日本1972年,中国2003年),日本的货运总量只有中国的38%,货运周转量还不到中国的9%,就是因为日本是采取了都市圈模式,在三大都市圈之间发生的运输量还不到全部货运量的2%,而高达98%以上的运输需求都是在都市圈内部的“1小时”交通半径内发生的,所以运输距离短,运送效率高,运费低,而中国直到目前,经济布局还是以全国布局模式为主,大量制造业产品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长距离运输,消耗在流通环节的时间和费用及其所占用的资金就比都市圈模式要高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即将出现的中国城镇化高潮中,哪个地方最先采取了都市圈模式,哪个地区的企业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影响力就越高。

都市圈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如果都市圈的成因是由于在都市圈内生活的人共享一套完整的产业体系,则都市圈的最大规模边界,就是一套独立产业体系的最大最佳规模。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形成三大都市圈的时候,每个都市圈的人口是3000万人,GDP总值是1000亿美元,但当时如乙烯的最大经济规模只有60万吨,而目前已提升到120万吨,其他如冶金、机械等产业领域的最大经济规模在过去30年也在提升,所以今天都市圈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就应该比日本当年的要大,比如人口规模可以上升到5000千万,GDP总值可以提升到5000亿美元。由于都市圈是一个发育的过程,如果在一个特点区域内,人口可达到3000万,GDP总值可达到1000亿美元,就可以形成发育都市圈的基本条件了。

从本质上讲,都市圈模式是市场发展的要求,日本战后搞的4次国土规划,都是提出的“反都市圈”政策,但是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仍然形成了三大都市圈,可见市场的力量大过政府。但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由政府用好的规划来推动都市圈建设,都市圈的形成就可以“事倍功半”。对中国来说,由于有城市化严重滞后这个现实,在未来的20年间要新增8亿以上城市人口,而现在只有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初具都市圈雏形,相比中国在未来将会在沿海与内地出现的20多个大都市圈,就更需要政府作好城市发展规划,引导中国的城市化有序进行。

《中国投资》:这个过程中的土地集中是否也应当有条件?

王建:土地问题要慎重。农民失去土地使用权就是失去了生活来源,如果出让土地所获得的收入花光后又没有在农业以外找到新的谋生手段,就会产生大量无业游民。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史说明,小农经济遇婚、丧、病、事或自然灾害极容易破产,其结果就是产生土地兼并和大量游民,这是历代发生社会动乱的基本原因。因此,不推动城市化就搞农村土地集中,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安排,而只有在大规模城市化启动后,当城市经济成为可以吸纳大量农村转移人口的时候,农村的土地集中过程,才是一个有利于农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注:城市化与城镇化是有区别的概念,王建认为,城市化而非城镇化才能起到帮助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作用,因此本文中涉及其观点皆用“城市化”表述。)